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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学鸿儒


钱钟书学问的渊博在当代中国可谓首屈一指。夏志清称他为“当代第一博学鸿儒”、舒展称其为“文化昆仑”。钱钟书的古文造诣之高,当今恐伯无人企及。只要看一看《谈艺录》、《管锥编》即令人叹为观止。从先秦到近代,经史子集靡不贯通,尤以集部为最精。他的文言文汪洋恣肆,仪态万方,不论散文骈文,诗词曲赋,还是小说戏曲,俚语谣谚,他全能招之即来,奔凑笔端,遣词造句,隶事用典,简直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如果把他的每一句话细细注解,用“无一字无来历”来形容,最为恰当。而这些“来历”囊括四部,其数目难以统计,他的古文造诣早为陈衍、徐森玉、胡先肃诸前辈学者称道。而其《围城》、《宋诗选注》等却是地地道道的白话文。他笔下的白话文,清如水,明如镜,绝少沾染西洋味、古董气与学究气,挥洒自如而又耐人寻味。尤其是《围城》,几乎成为幽默文学语言的范本。

除此之外,钱钟书还精通英、法、意、德、拉丁、西班牙等多种语言。对于一个曾经在牛津留学的文科学生来说,通晓这些相关语言也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要做到纯正得没有一点母语腔调,对所有这些语言文学全部贯通,烂熟于心,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钱钟书是我国英语界公认的权威,当年曾任《毛泽东选集》英文翻译委员会主任委员并参加翻译定稿《毛泽东诗词》。钱钟书在美国讲学,仅凭其操英语的口才,即令四座吃惊,一位在哈佛大学研究院工作多年的美国学者说,他在美国长这么大,生平从未听过像这样漂亮的英语,算来算去只有哈佛的一位语言学教授的英语水平差堪同钱相媲婉美。再如,他在留学时学习过意大利语,但却从未到过意大利,1978年他首次到意大利出席第二十六届欧洲汉学会,即用意大利语作即兴式的发言。他的意大利语言咬音之准,味道之纯,不输其英、法、德语水平。在报告中他还随意援引意大利文学,所涉及的许多陌生作家的作品,他皆能用意大利语娴熟地背诵出原文,引起了意大利学者极大的兴趣和好奇。

钱钟书渊博的学问,一方面是他的天才的表现,良好的天赋使他能很快地掌握运用这些语言;另一方面是靠他的用功与勤奋。他周岁“抓周”时,抓到了书,取名为“钟书”。也许是天意吧,他也就名副其实,一辈子“钟情于书”,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他就立下了“横扫清华图书馆”的志向,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到了读书上,上课时也是手不释卷地看自己喜爱的书。他看书有个特点,喜欢用又黑又粗的铅笔画下警句来或批几个字,据传清华藏书中画线的部分大多出自他的手笔。他的博学,使他不是老师的学生,而成了老师的“顾问”。吴宓教授就曾推荐他临时代替教授上课,所有课上涉及的文学作品他全都读过。钱钟书还有读字典的兴趣,而且深得其乐,许多大部头的字典、辞典、大百科全书他都挨着字母逐条逐条地读过,并时时读得开怀大笑。他除了良好的记忆力外,还做别人看不懂的辅助性的笔记,每读一书,他都要做读书笔记,摘出精华,指出谬误,供自已写作时连类征引。这样年复一年,日积月累,读遍天下书,可以想见该有多少读书笔记了。据杨绛说,她在1973年为钱钟书整理读书笔记时,即有整整五大麻袋之多,堆在屋里高高的如一座小山,每一本笔记上都密密麻麻地记满了中文、外文,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五大麻袋笔记的内容该有多少!

打开《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宋诗选注》,我们不能不惊叹作者的博学,这些著作纵贯古今,沟通中外,包括数种语言,数以万计的作家、作品,也就是说其数量与中国主要古书总汇《四库全书总目》约略相近。其实,这些只是就已经出版的内容而言的,《管锥编》续集至少还有论五种古籍(据郑朝宗透露:实际上不止五种,很可能还有十种古籍)没有出版,还有作者早已著成,迟迟不愿公之于世的几部专著。钱钟书的博学我们不敢妄测,也无从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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