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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

巴金,原名李尧棠,1904年11月生于四川成都,他是享誉世界的作家、翻译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文革”后他撰写《随想录》,解剖自我灵魂,在忏悔和反省中提出“讲真话”的精神,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

20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 巴金先生诞辰110周年:讲真话


晶报,2014年11月

每到巴金诞辰纪念日,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总要接待大量到巴金故居拜访、献花的游客。在中国读者心中,巴金先生有着与众不同的地位和分量。为什么巴金对后人的影响这么大?在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继承巴金精神?昨天,晶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周立民。他认为,巴金的精神遗产和思想命题,不是放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在当下仍然有着蓬勃的生命力。“更重要的是,它们都具有未完成性,需要我们从自身做起,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和过程,才有可能达到巴金所提议的标准。”

讲真话,应从我做起

晶报:当年,巴老提出的“讲真话”让很多人深受震撼,您怎么理解这句话?

周立民:“讲真话”已经成为民族共识,但它尚需成为我们个人的道德律令。三十多年前,巴金举起“讲真话”大旗时,很多人都不理解,还有人以为家丑不可外扬。其实这不过是巴金从五四前辈中接过的火炬,鲁迅先生在1925年就呼吁作家应当撕下“瞒和骗”的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它的血和肉来”。经历过十年“文革”,对自己的人生经历重新反思时,巴金对于“讲真话”有了更为痛切的体会,于是有了那本厚厚的大书《随想录》,在这里他声嘶力竭呼吁讲真话,义无反顾捍卫讲真话的权利。他也曾为不被理解而感到孤独,为遭受误解而忧愤,可是,晚年的巴金是在不断地挤出历史留给他的脓血,疗治岁月的创伤,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净化自己的灵魂。

晶报: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巴老提倡的“讲真话”。

周立民:我欣喜地看到,他当年翻来覆去的呼吁总算有了回应,“讲真话”如今已经成为民族的共识。在今天,不论出现什么事情,大家首先要求的就是基于事实的“真相”,大家更欢迎发自内心的真情,宽容带有个性的个人话语,与之同时,人们对于“假”、“大”、“空”表现出空前的厌恶,“假话”的市场越来越小,讲假话越来越受到鄙视。但是,这并非就意味着真话畅通无阻,假话就没有滋生的土壤,在讲真话的路上,仅仅有共识恐怕还不行,更需要每个人的行动和维护。更为重要的是巴金并非是在要求别人讲真话,而是首先要求自己讲真话,清算自己讲假话的旧账,他没有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的圣人,而是把自己的耻辱摆在大家面前告诉大家不要犯同样的错误。“讲真话”在他,是一种个人内心的道德律令。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只有做到这样,真话才算落地生根,否则仅仅要求别人讲真话、自己却在大讲假话,以这样的双重标准为人处世,那是更可怕的虚伪。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回到巴金的精神原点上去,讲真话,从我做起。

时代不同,但对强权的警惕仍不可或缺

晶报:巴金所生活的时代和当下有所不同,您认为有哪些精神是可以作为不变的传承?

周立民:反强权,争自由,是巴金一生的精神主线,也应当成为每一个人的独立标准。巴金在五四启蒙精神的唤起下觉醒,在法国大革命民主、自由的氛围的熏陶中成长,在二十世纪中国风云变幻的现实中成熟。在他的百年人生中,有着丰富的内涵,但是反强权,争自由,始终是巴金的精神主线。

晶报:好像巴老也有过迷茫?

周立民:是的,他不是没有过迷茫,甚至还一度成为一个“奴在心者”,但是不论经过怎样的曲折,他还是回到了这条路上来,他要做一个独立的人,一个拥有人的天性、真情、理性,同时又积极为群体的事业奉献并在其中实现自己价值的“个人”。他一直梦想“能够生活在一个不需要任何强制的社会中”,“没有强制的生活当然就是自由,也就是指有一个机会可以过最适于你的生活。”我们没有理由嘲笑这种梦想的乌托邦性,因为它表达了人类的天性和世世代代追求的心愿。与此相对的是丢掉这样的梦想,失去这样的自由,甘愿成为一个驯服的“奴隶”,巴金从作品到行动,都在反省、批判这种随时都潜藏在社会中和我们个人性格里的因子。在他1932年所写的小说《海的梦》中,虽然巴金虚拟了一个岛国和异族人入侵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小说中,表达了更为复杂的另外一层意思,当奴隶的反抗无效时,或者现实的压迫让他们绝望时,他们会安于现状,失去反抗之心,甚至还会告密,主动放弃对自由的追求而选择“苟安”。可是,巴金后来不断地告诫我们,没有人会赐予你自由,自由要靠自己去争取:“作家们用自己的脑子考虑问题,根据自己的生活感受,写出自己想说的话,这就是争取‘创作自由’。”或许,今天,巴金谈论的这些问题的前提都不存在了,我们享受着阳光和呼吸着自由的空气,然而,我们对于强权的某种警惕不可或缺,正如对于自由的某种捍卫一样。

为什么偏偏是“巴金精神”?

晶报:和巴金同时代的作家们,也有很多写出了非常优秀的作品,为什么偏偏是“巴金精神”让人念念不忘?

周立民:巴金曾经反复说过:我们的前辈高尔基在小说中描绘了高举“燃烧的心”在暗夜中前进的勇士丹柯的形象,小说家自己仿佛就是这样的勇士,他不断地告诉读者:“文学的目的是要使人变得更好。”这里呈现出的是巴金之“大”,将“我”融化在这样的“大”之中,生命才有光彩,才不仅仅是一粒种子、一介微尘。如今是个讲“个性”、要“个人”的时代,但是如果“个人”的脚下没有根、没有大地,那不过是随风飘荡的蒲公英,那个“个性”不过是别人的推销品或时代风潮的招贴而已,究其实质,那是个人的“自杀”而不是生命的升华,但巴金所提倡的这些,却是让个人的生命走向永恒的大道,从这一点而言,这是一个高调的巴金。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又是那么朴实、真诚,那么低调,这样的精神追求和脚踏实地的生活态度,本身就应引起我们反思。

晶报:巴老的自我反省意识让人印象深刻,其实改变需要我们每个人从自身做起,所谓“改变了自己,就改变了世界”,是这样吗?

周立民:是的,巴金的这些精神遗产和思想命题,不是放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在当下仍然有蓬勃的生命力,更重要的是,它们都具有未完成性,需要我们从自身做起,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和过程,才有可能达到巴金所提议的标准。其实,对于巴金本人也是一样,他说从小就不满足于现状,一直在探索人生的道路;到晚年,他也声称要向老托尔斯泰学习,我认为两个人在精神气质上很相似的一点就是,那种人生探索的热情、冲动甚至焦灼,自始至终贯穿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不管是在默默无闻时,还是名满天下之日。一个生命倘若没有这样的生长、蜕变,不经过一股股激流的冲刷,那么它肉体虽然存在着,精神却已经死亡了,成为活死尸。——我们要反抗这样的宿命或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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