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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方统计,2017年美中贸易逆差的总额为3752亿美元;而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2758亿美元。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黄颂平认为:“目前的美中贸易状况是市场形成的,归根结底由中美两国经济结构、产业竞争力和国际分工决定。如果考虑到统计方法、转口贸易、服务贸易等因素,美中贸易逆差实际上没那么大。”

美中贸易逆差既是客观存在,也有统计假象;既是市场作用的结果,也与美国政府限制对华高技术出口大有关系。

美国研究机构的报告显示,如果美国放宽对华出口管制,其贸易逆差可减少35%左右。美国税制政策也不利于美增加出口。

事实上,不只对中国,美国对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存在贸易逆差,这是产业结构和竞争力的体现。美国经济以服务业为主,低储蓄、高消费,在这种“提前消费”的需求环境下,美国必然依靠进口来弥补国内生产的不足,从而不可避免地出现贸易逆差。

国际力量格局变迁,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需要。美已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遏制中国成为其国家安全战略之核心。特别是,作为商人出身的特朗普总统深谙市场竞争取胜的法宝,遏制中国“伟大复兴”是美对华“贸易战”的主要目标,表面以“美国优先”为幌子。

和平演变之梦破灭,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政治与社会生态变化,担忧与猜疑上升。中资企业对外经济活动的快速发展,对美国产生巨大影响,中国的快速崛起引发了诸多不安。而华尔街金融危机使美国金融经济遭遇严重冲击,居民生活受到巨大影响,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发生变化,忧虑、担心、猜疑明显上升。

国内政治博弈,进入中期选举关键期。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攸关2020总统大选,从历史看执政党中期表现多不理想,且指责中国往往成为热门政治议题。在政治斗争中,将内部矛盾外部化往往成为重要手法,中国首当其冲。

发展理念与模式鸿沟不易跨越。在全球治理中,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倡议建立亚投行,提倡全球经济治理“共商、共建、共享”等“中国方案”。这一些被国际机构接受,甚至联合国将其纳入相关文件。美将这些视作对其建立的国际秩序构成挑战,认为我在全球治理中另起炉灶。

一是综合性:高调构建“公平、对等”关系。但从对华301调查和征税清单不难有出,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的真实动机,是针对中国科技、尤其高新技术的弯道超车,以此遏制中国的发展空间,旨在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

二是长期性:中美经贸博弈正由摩擦进入冲突阶段,是两国发展方式、治理理念、选择道路、力量演进等综合因素所致,将伴随中国伟大复兴进展而起伏,不可能一蹴而就。

三是战略性:特朗普上台后发表的首份美《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与“修正主义国家”,断言"一个大国竞争的新时代来临"。这是特朗普政府断然掀起全面对华经贸战的主要背景,甚至強调经济安全即是国家安全。这也是美贸易代表办公室制订2017年、2018年贸易政策议程的主要依据。

四是全球性:中美贸易冲突不仅反映了中美两个大国的竞争和博弈,也体现了当前全球贸易发展中的单边主义对多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对贸易自由化、民碎主义与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五是破坏性:中美经贸冲突,是在全球经济复苏尚不稳定、国际贸易正处复苏关口的重要节点发生的,对世界贸易格局的发展、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形成将产生重要影响,对世界经济持续增长构成巨大挑战。这从近期WT0报告和IMF总裁拉加德的演讲中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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