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丽霞


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名师——梅丽霞

◆梅丽霞,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在学堂在线开设《经济地理与企业兴衰》课程,入选2017年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我讲授这门课程的时候,尽最大努力来实现多元化的呈现,就像一个电影导演,我要考虑每一个知识单元用哪些要素、何种形式来展现,这个过程真的是绞尽脑汁、费尽心力。                                           

        ——梅丽霞

▓ 您为什么愿意选择MOOC这种教学模式呢?这种教学模式对于您来说有哪些挑战?

梅丽霞:从教近十年,我对大学的教育教学工作一直都充满激情与热爱,因为学生们一双双求知若渴的眼睛令人动心。我也很幸运地遇到了一群勤奋热诚的学生,他们的认可和热爱是我不断改革创新教育教学方法的重要源动力。

选择MOOC教学模式来开展教学改革,于我而言是顺其自然的事情。因为我2013年就开始做网络公开课(网易公开课)、视频公开课(爱课程),后来接触到了MOOC的概念,就尝试着去做MOOC。新的教学模式传达的,仍然是我所信守的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之道。

MOOC教学要求教师对于教学内容和知识体系十分熟练,不仅要做到脱稿,而且面对镜头要坦然自如、成竹在胸,这对于年轻教师来说还是有困难的。因此,年轻教师开设MOOC,需要花更多时间来查找资料、精心备课,务求准确详实、熟练自然、信手拈来。

▓ 根据您多年的教学经验,相比传统的教课模式,MOOC有哪些优势?

梅丽霞:相比于传统的教课模式,MOOC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MOOC的表现形式更加新颖、多元,可以采用教师出镜或者不出镜头的授课视频、动画、音乐、图表、文字、习题等多种教学单元,打破了传统课堂教学单一模式的局限,更容易吸引学习者的学习兴趣。

其次,MOOC的授课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教学单元往往经过精心设计,内容具有系统化、精细化、碎片化的特点,便于学习者做好学习时间的合理安排,提高自主学习的效率。

第三,MOOC教学更突出互动性,大多数MOOC平台都能提供在线提问与答疑的互动社区,借助于新媒体如QQ群、微信群等也能及时反馈学习者的困惑,使得教师和学习者、学习者与学习者之间的互动、反馈、辅导、答疑和交流机制实现无缝对接。这些都是互联网时代教育教学的新现象、新趋势,作为大学教师,我们需要积极主动地迎接改变。

▓ 您的《经济地理与企业兴衰》在学堂在线属于非常热门的课程,请问您是怎么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的?

梅丽霞:我的体会是六个字——尽心尽力尽情。

尽心,是在课程设计与开发之初,我的想法就是要么不做(MOOC),要做就做点有意思的。因此在设计课程内容和教学体系的时候,特别突出了教学内容的新颖性、前瞻性、与时代发展的关联性,保证课程内容每一个章节都能吸引学习者的注意力。

尽力,是我讲授这门课程的时候,尽最大努力来实现多元化的呈现,就像一个电影导演,我要考虑每一个知识单元用哪些要素、何种形式来展现,这个过程真的是绞尽脑汁、费尽心力。

尽情,是说我在对面摄像头录制课程视频的时候,一开始虽然有些紧张,但是后来逐渐适应,就开始尽情享受教学过程,把这个过程当成跟一个老朋友分享知识与心得的体验。

除此以外,我花了大量时间在MOOC平台的学生互动上,几乎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和晚上睡觉前的最后一件事,都是在课程社区、QQ群、微信群中回答学习者提出的各种问题,发起相关议题的讨论,引导学习者不断深入探讨经济地理学的重大问题。这就是我的秘诀吧。 

 ▓ 对于《经济地理与企业兴衰》,哪些基础是必须有的?比如管理学基础、经济学基础?《经济地理与企业兴衰》对学生的知识要求(比如学历)会不会很高?

梅丽霞:对于《经济地理与企业兴衰》这门课而言,《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和《企业管理学》是必要的先修课程。这门课是通识教育选修课,其设计目的是开拓在校大学生的学科视野,增加其理解社会现实问题的能力,因此学习难度并不大,对学习者的学历要求基本没有,中学生都可以听懂的。最近就有好几位高中学生发邮件跟我联系,就课程学习中的问题跟我探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学堂在线发起的CAP(大学先修课程)也是一种很有意义的教育改革和创新。

▓ 在您授课过程中,学生听不懂的内容多吗?您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梅丽霞:《经济地理与企业兴衰》中有一些教学内容还是比较专业的,比如我讲的第二章区位论中的中心地理论,它是很抽象的一个原理,很多学习者反馈没听懂。后来,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在课后专门录制了一个针对性答疑的辅助教学视频,放在第三次课的前面上线,这样大部分学生都能理解了。这个答疑视频也算是我们这门MOOC的一个创新之处吧。学堂在线上的MOOC课程《e时代的大佬师——慕课教师的修炼心法》还专门提到了我们这种创新的教学方法,很是受到泛在学习者的欢迎。

▓ 您希望学生在这门课程中能学到什么知识?学生们学习之后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吗?

梅丽霞:每一门课程能够教授的知识都是有限的。作为一门MOOC课程,我也希望这门课对于学习者而言,首先是有趣的。因此,《经济地理与企业兴衰》的MOOC教学内容设计,从一开始就特别强调内容有趣,让学习者通过听课、答题、提问、答疑等环节,重新发现地理学对于帮助我们理解世界经济发展和人地关系重塑的重要性。

其次,我当然希望学习者通过学习这门课程掌握一些知识和技能,有助于他们进一步理解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城市规划、空间布局等问题,比如说最近很热门的一带一路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等问题。很多学习者学完这门课之后,都认为这门课很有趣不难有用不过瘾!还希望我开设第二季、第三季的更新课程。

 

▓ 接下来,您会继续完善这门课吗?

梅丽霞:是的,我们有计划继续完善这门课程。第一次录制这门MOOC的时候,因为缺乏经验,有些环节我自己并不满意。恰逢今年我所在的学校——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启动了MOOC课程建设,我主讲的这门课也获得一定的资助。我们计划一方面撰写与课程配套的教材,另一方面对课程内容进行更新。如果有资源支持,我也希望把这门课做成全英文的升级版MOOC,到CourseraedX等更加国际化的MOOC平台上去跟世界一流高校的课程同台竞技,让全世界的在线学习者有机会了解我们中国的大学课堂,分享中国高校教育创新改革的成果。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壮大之后文化软实力的一种体现吧,是中华民族四个自信的来源之一。

▓ 对于其他准备开设MOOC的老师,您有什么建议?

梅丽霞:当前全国高校都在大力推广MOOC教学,教育部也出台了相关的规划措施来力推互联网+教育2017年还推出了国家级精品MOOC的建设计划,并把MOOC建设与双一流建设挂钩。对于即将开设MOOC课程的老师们,我有三个方面的建议:

(一)做好充分的准备,包括准备课程素材、课外阅读材料、习题库等,同时也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MOOC不是对着教室里面的学生讲课,而是通过摄像头对着全世界的学习者授课,因此个人的知识储备、心理素质、气质形象等各方面,对于教师而言都是新的挑战。

(二)MOOC耗费的时间、精力和资源远大于日常课堂教学,因此教师有必要组建助教团队,投入足够多的时间来参与课程在线社区讨论,使学习者能感受到教师和自己在一起,从而增强信心,坚持完成全部学习过程。

(三)MOOC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它需要教师、技术团队和助教团队持之以恒的努力,因此教师如果准备开设MOOC课程,就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能半途而废。

▓ 在您看来,MOOC这种教学模式在未来教育中会占据什么样的地位?

梅丽霞:通过尝试MOOC教学和翻转课堂,我初步尝到了互联网+教育带来的甜头:上万学习者选修了这门课程,使我增强了继续开设和完善这门课的信心与决心;大量学习者积极参与课程社区提问和答疑,使我了解了这门课的不足与短板,也进一步明确了改进的方向;校内课堂的学生借助于MOOC平台和翻转课堂,可以实现更加自由和自主的学习。

我意识到,MOOC教学模式将成为未来国际高等教育竞争的重要手段,也是目前国内大学培养人才过程中重要的创新和补充途径。我期待着更多同行者,一起来改变中国高等教育的现在和未来。

 


于歆杰

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名师——于歆杰

 

◆于歆杰,清华大学电机系教授,清华首门慕课和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电路原理》负责人,多次获得国家和北京市教学成果奖及教材奖。在学堂在线开设《电路原理》、《e时代的教与学——MOOC引发的混合式教学》、《e时代的大佬师——慕课教师的修炼心法》等课程,其中《电路原理》入选2017年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根据我的切身体会,一个好为人师的人,笃信并坚守好人为师,努力为人好师,最终势必体会到为人师好。

 

——于歆杰

 

 | 于歆杰

 

我在清华大学电机系完成本科和直博学习后,于2001年留在电机系任教至今,从教16年。2002年开始讲授电类专业本科生“电路原理”课,同年开设研究生“演化计算及其应用”课,2010年任电路原理教学组组长至今。现在回想起来,我在教学方面的成长,经历了下面的四重心境。

▓ 好为人师

我一直认为,优秀的教师,首先需要具有好为人师的潜质。当然这里的好为人师并非贬义,而是指这个人不仅仅是喜欢琢磨事,更重要的是,喜欢把琢磨出来的结果与他人分享,尤其是面对面地分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教师这个职业和演话剧很像,都很强调现场的分享和回馈。

上课这个事还是比较累的,姑且不论备课、改作业、答疑、出题、考试这些,2节课连上下来,90分钟大声说话,绝大多数人都会觉得累。之所以很多优秀的教师上课之前“病病殃殃”,一站在讲台上,就“生龙活虎”,我想最重要的是,这些老师对于现场分享和回馈这件事,发自内心地喜欢。这种“精神鸦片”的魅力,对一些人来说,难以抗拒。

▓ 好人为师

这一点还真是真正给学生上课以后才切身体会到的。原先我总以为,我是一名理工科教师,讲授的内容不是公式、就是图表、仿真或实验,思想政治教育与我何干?开始上课以后,我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只要你教,你就是在教人生观。理工科教师的身教对学生的思想恐怕比人文教师的言传有更深的影响。

教师对教学的态度,会直接影响学生对学习和人生的态度。教师为这90分钟课程,是进行了充分准备(哪怕由于经验不足讲砸了),还是倚老卖老拿老片子翻来覆去讲,学生听10分钟就明白了。教师在台上怎么“演”,其实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在下面怎么学。

教师对学生诉求的处理,可能比讲授的内容更为重要。我们老说,现在的学生都太功利,只关注期末成绩,期末不考的内容一点都不会看。本文不讨论这件事正确与否或者怎么改变这个现状,只讨论面对这样一个现状,教师该怎么办?是不是能够在学期初,把课程的评分规则用清晰明了的白纸黑字下发给学生,并且在一个学期内始终贯彻执行?是否能够坚持每次期中、期末考试重新出题?是否能够坚持每次考试,平行的教学班都流水改卷?这些事都会直接影响学生对课程的尊重程度,进而影响其价值观。

▓ 为人好师

想当老师,当然会想当个好老师。但是这里的“好”,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境界的。

首先,作为一个强调现场的分享和回馈的“话剧演员”,好老师必须会“讲故事”。也就是说,好老师必须能够准确把握教学内容中的关键点,用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形式,给学生讲明白。这就涉及到一系列的教学基本功。

其次,优秀的老师不能只会单向地传授知识,哪怕对这个传授再熟练也不行。优秀的老师必须有意愿、并且善于了解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体会和困难,并给以有针对性的指导。开放课程和慕课的出现和大行其道,使得几乎所有老师都面临一个问题:你讲的这部分内容,已经有比你更优秀的老师,用更通俗易懂的方式讲得更精彩了,你的生存之道是什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如果只停留在很好地“传术”的层面上,是够不上优秀教师的。这就涉及到如何在课堂(哪怕是大容量课堂)上,实时采集学生学习的反馈。

再次,是否有好的科研会最终决定在成为卓越老师的道路上能走多远。上过几年大课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什么时候是教室里所有学生目不转睛盯着你看?是你把定理证明的特别漂亮吗?是你把例题求解得特别干净利索吗?这些都很好,但都不是决定性的。是你在说:“我们3年前干了一个项目,这个项目的学术背景是……科学问题是……简化后得到的模型是……大家看,这模型可以很好地用我们今天讲授的……来进行分析和求解。我们3年前,就是用这样的方法解决了这个科学问题,从而很好地完成了这个项目”的时候!学生都很明白,这样的内容,只能从这个老师这听来。没有丰富且前沿的科研做支撑,怎么能够从根本上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这就涉及到很好地平衡教学与科研的精力投入。

▓ 为人师好

好为人师只是潜质,要想在教师这个对脑力和体力都有较高要求,且收入并不高的职业上一直坚持发展下去,必须不断收到正向的反馈。这个反馈就是体会到为人师好。这里面会有很多乐趣,比如与年轻人相处的乐趣、助人成长的乐趣、被学生和社会认可的乐趣、切身感受到自身提高的乐趣等等。

根据我的切身体会,一个好为人师的人,笃信并坚守好人为师,努力为人好师,最终势必体会到为人师好。

当然,这只是我当前的体会,并且用四个汉字的排列组合进行了描述,也未必那么准确。我相信,随着教龄的增长,体会也会发生变化,届时可能会有更多重的心境。

 


杨芳

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名师——杨芳

◆杨芳,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学术研究领域涉及应用语言学及网络教学。在学堂在线开设生活英语系列慕课,其中《生活英语听说》入选“2017年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语言永远不是束之高阁的、艰难艰深的、别人触摸不到的知识,它是应用在我们生活中方方面面,可能是只言片语,可能是一句话。

——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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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情投入 构建完善的课程体系

 

▓ 记者:现在生活英语系列慕课选课总人数达到50万,其中在国际慕课平台上选课人数已经有26万,您怎么看待这个数字?

 

杨芳:数字说明社会有这个需求,目前我们课程注册人数还在以每周一千余人的数量增加。当我们的慕课在国际平台上有26万人选课时,我深切地体会到,教学设计和教学理念是不分国界的,英语真正成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谈的工具。 我们课程的教学设计定位在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的学生,所以才会有很多人选课。而且从《生活英语听说》的选课情况来看,选课的外国人比中国人还要多。 

▓ 记者:生活英语系列慕课的课程是怎么安排的?

杨芳:按照目前的规划,《生活英语》系列慕课由四门课程组成。20149月,我们在学堂在线上线了清华大学的第一门慕课——《生活英语听说》,随后《生活英语读写》也于20166月上线。今年51日即将上线的是第三门慕课——MOOCAP《通用学术英语》。这门课是专门为了高中生,国内学有余力的学生提前选我们大学英语研发的慕课。它也针对高中阶段之后准备出国的学生,如何到国外大学学习时具备一定的学术阅读、学术听说和学术写作水平而开设。第四门慕课,我们会给博士生专门做一门培养他们写学术论文和到国际会议上发言的《生活英语进阶》课程。 

可以说,我三十年的教学经验都浓缩在了慕课的建设中。以第一门课程为例,我和外文系的张文霞老师一同探讨了教学方法和教学设计。我们编写脚本,同时邀请其他师生参演课程的不同章节。英语是全球语言,我们的课程也想给大家展现出英语是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人都会说的语言。因此,这门课程的拍摄我们聘请了50多名演员,例如3名来自欧洲的老师,20余名来自美国的老师学生和10余名中国的中小学生。 

▓ 记者:生活英语系列慕课日常是怎么运营的?

杨芳:在慕课的运营上,我投入了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每天五点半起床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回复学员们在课程讨论区的各种疑问。同时,我也开设了杨芳教学日志跟我学英语等诸多专题,给学员们提供更好的学习指导。为了运营好课程,除了平时的答疑,我们还组织了三行情诗慕课,我想对你说等诸多特色线上主题活动促进大家的沟通和交流。此外,我们还制作了课程专属的笔记本、明信片、U盘和奖状,用以表彰课程的优秀学员。这些礼物都是我们亲自手写快递单,从邮局一份一份寄出的。我们被学员感动,学员也被我们感动。 

当然,我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的课程还有两个团队的参与:一个是学生助教团队,一个是教师运营团队。

助教团队的学生有英语专业的,还有非英语专业的,他们负责给学员答疑以及处理其他的一些技术问题。其中,这些非英语专业的助教是课程助教团队的主力军,他们也深知不是以英语为专业的孩子学英语的痛苦,能为学员提供更科学的帮助。

此外,我还会在edX平台上招募一些参与热情较高的学员作为临时助教,负责解答国外平台上学员学习的一些疑问。

而运营团队则主要由选修我们课程人数较多的各高校的老师组成。他们主要作为课程协调人,处理慕课与学校线下课程的相关教务事宜。另外还有一批基层教师,他们完成了自己繁重的教学任务后,还利用休息时间跟学员在线互动。可见,这样庞大的幕后团队在慕课的运营里是比较少见的。我非常感谢助教团队和运营团队的师生们的支持和帮助。每学期我们也会评选优秀助教,鼓励大家的工作。

 

2

信息技术 改变教育扶贫的方式和方法

 

▓ 记者:您从2003开始做清华大学的教师教育扶贫,在这方面具体做了哪些工作,有什么样的收获?

杨芳:我做过各种各样的扶贫,第一种扶贫是直接到课堂上跟学生交流。第二种扶贫是辅导老师,试图改变他们教学的方法,给他们送去自己准备的教案和教学资源。每年到暑期,清华大学扶贫办都会组织英语老师奔赴全国贫困县去做教师培训。我们外文系前后大概有十四五个老师参与过,只不过我一直坚持下来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很有意义,当我在小学或中学教室里对看到的一些教育方法有不同看法时,就会跟当地的老师沟通,在没做慕课之前,我在中学听课、跟老师交流的这些经验也有助于我做好慕课。

 

以前暑期教师培训时,我曾想过尽可能多去几个地方,但毕竟时间和精力有限,我们不可到一千多个县去做扶贫。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现在都不需要去当地和老师们交流了,通过慕课、微信群,老师们就可以随时随地学慕课,也可以随时和我交流。以前每年暑期,我们会以考试的形式选拔6080名贫困地区的老师,来清华大学参加教育培训。现在这些贫困地区的老师通过学习慕课,取得优秀成绩就有机会来清华或者去香港参加英语教师培训。我觉得慕课真的是改变了教育扶贫的方式和方法。在这里也要非常感谢清华大学、学堂在线和香港伟新基金为我们的慕课提供的支持和为全国贫困县的老师提供的帮助。

 

3

慕课与校园课堂互为所用 共同发展

 

▓ 记者:您是怎么开展混合式教学的?

杨芳:在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我都开设了混合式教学。曾经也担心,如果慕课的内容学生在课外已经学习了,课上老师做什么?后来发现,学生在慕课学习到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有很多活动还是需要在面对面的授课里来解决的。

在听说课上,我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跟学生的交流上,这在以前是做不到的,因为课上有很多内容需要讲授。可以这么说,在做混合式教学之前,我的课堂是传统的一言堂,是我讲的多,学生听的多。现在做了混合式教学之后,大部分时间是学生分组学习,他们讲给同伴听,他们讲时,我来听。课堂上,我组织教学的时间、讲授新知识的时间已经缩减到了非常小的一个比例,而讨论交流的时间大大增加了,这对于语言教学来说是特别好的事情。混合式教学鼓励学生主动学习,提高了学生课堂上的参与程度,把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在课堂上真正发声,真正做到了课堂的翻转

▓ 记者:作为一线教师,您是如何协调慕课和日常学校教学的?

杨芳:在清华教学的经验,肯定被我搬到慕课里去了,而慕课里一些数据也被我用回到了清华的课堂上。如果不做慕课的话,有些科研是没法做的,比如混合式教学。在做慕课之后,我想把慕课资源和课堂教学结合起来,所以申请了本科生和博士生两门课的混合式教学,在过去的两年尝试期间,至少提高了我自己的教学水平。

我觉得一些一线老师可能不见得有时间做慕课,但是可以尝试一下用别人的慕课做混合式教学,比如现在edX、学堂在线上也有很多很好课程都可以拿来做混合式教学实践。做慕课虽然花了一些时间和精力,但是这个尝试是非常有益的,想象一下,在未来我退休以后,这门课还依旧在帮助着许多不认识的人,这也是我们做老师的一大幸事。

▓ 记者:信息时代,您觉得高校老师需要做出哪些转变?

杨芳:老师应该在目前的情况下更多地利用教育技术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我也鼓励学生在上我课的时候,带着电脑来查不同的信息。我觉得信息技术跟英语教育的结合,就在于学生也会给你带来不同的分享。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开心的上课,课上可以从学生那学到很多东西,老师也可以通过信息技术,比如说微博、微信订阅号、慕课跟学生在课内外都做更多、更大范围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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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课 带来一个快乐的新天地

 

▓ 记者:您做慕课以来,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杨芳:我自己觉得是,不做慕课的话,我每学期接触到的学生只有一百多人。做了慕课后,我心里想的就是有其他不同的院校、地区的五万名学生。在进行课程设计的时候,会考虑到不同的用户需求,这个也是不开慕课的老师体会不到的,因为每门课针对的年龄段是固定的。现在我针对的是下至8岁上至80岁的学员,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课程内容,包括授课方式,包括一个知识点重复的次数、慕课的练习中如何设计送分题,如何设计难度高的题都会精心设计。所以我觉得慕课给我带来是一个新的天地,没有很累,只会很快乐。

我爷爷是私塾先生,我爸爸既当过教育局局长,也当过18年小学校长,我们家里亲戚里可能有一二十个老师,我敢自豪地说,我是教课人数最多的老师。以前我曾在剑桥工作过、也在美国大学里教过书,但是慕课让我尝试着让一门英语课既要让中小学生明白、又给中小学老师分享教法、给国内外的学生讲中外文化,这的确是新的尝试。比如在做慕课之前我就没想过中小学生是怎么学英语的,因为这跟我的教学是没有关联的。但是做慕课之后,我会关注到幼儿英语、小学英语、初中教材、高考,还会关注退休以后如何通过学英语来周游世界。这样我现在作为一名教师的视野,会比自己以前、比上一代人开阔很多。

▓ 记者:从1997年开始参与清华大学网络课程开发一直到现在做慕课,这十几年来关于信息技术您有什么感悟和体会?

杨芳:1997年香港回归前我有机会到香港几个大学参观,回来就和清华大学计算中心的老师一起研发了网络辅助教学系统,也就是清华大学的网络学堂的第一版。当时只是想在网上交作业,上传课件。1999年我在外文系建立了外语自学中心,2004年和剑桥大学语言中心合作了网络版的高校教师英语培训课程,到2014年研发了英语的慕课。我觉得教育技术,一定会服务于语言教学。当我的学生1997年帮我组装台式电脑时,我觉得1.7G的内存足够大,预测不到今天随身带电脑的日子。同样,现在我还是预测不到慕课或在线教育会怎样改变我们的教与学。

目前还有很多学生通过微博或者微信课程订阅号来认识我们,我们的课程订阅号每周三期的推送是简易配合慕课内容的,同时在慕课之外,还推荐了很多学习资源。我开设了杨老师私家菜板块,我们微信订阅号THU生活英语慕课9300人关注,能参与到这么多人的日常学习中,我觉得当老师非常幸福。

▓ 记者:相对于您学英语的时代,您觉得现在学生学英语的环境有哪些不同?

杨芳:我学习的时候是没有视频资源、缺乏音频资源,更不用说和外国人聊天了。资源的匮乏使得我至今都觉得在中学没说过英语,在大学里只见过几个外教。

而现在学生在我们一门慕课里面就可以听到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年龄的外国人说英语。在课外我们还有讨论区答疑的时间,我觉得现在孩子真是太幸福了。以前当好老师是要注重板书,只是准备一本书该怎么教,现在是精讲一本书,涉及到不同学科时,随时补充内容,所以备课量比以前大了,需要找出什么地方的教育方法是比较适合学生自己找的,有什么是需要我引导的,所以备课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所提高。

▓ 记者:那您认为以后的英语学习,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

杨芳:以后的英语学习会是更自然的,更接近生活的方式来学习。语言永远不是束之高阁的、艰难艰深的、别人触摸不到的知识,它是应用在我们生活中方方面面,可能是只言片语,可能是一句话。比如说OK这个词,你在说OK的时候,你觉得你是在讲英语吗? 相对比较传统的语言学习,慕课已经向根据学生的需求定制学习内容方面迈进了一步。

以后英语学习一定会实现学生给出需求,学生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知识点、视频还是音频、有线下指导还是没有、参与小组学习还是自己学、想和来自哪个国家的人一起学、想约外教还是中国老师或者机器人教自己都是可以选择的,理想的状态是教育资源共享后的自适应英语学习。

另外,在生活中,越来越多的外国留学生或者游客来到中国来学习、旅游,我们也有更多机会出去走向世界,去见识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因此我觉得英语教学,会比其他学科有更多的优势,更容易在信息时代传播到更多国家或者让来自发达和不发达地区的孩子通过英语学习得到很多信息,使得他们更加了解这个世界,也更加了解中国在世界的地位。

 

本文转载自中教全媒体

原文链接:http://www.cedumedia.com/i/6549.html


梁君健

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名师——梁君健

◆梁君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纪录片导演,主要研究方向为影视传播、媒介与社会、影视人类学,在学堂在线开设《新闻摄影》 、《影视制作入门》两门课,其中《新闻摄影》入选2017年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相比于影视艺术家来说,我们更愿意将自己视为社会工作者,影像是我们深入体察当代中国社会和传递人文价值的具体方式。

——梁君健

 | 梁君健

 

2000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入学之后,因为加入学校电视台的学生记者团,我对于影视制作领域的兴趣不断增强,最终决定在大二结束后转入刚刚成立的新闻与传播学院,系统地学习影视传播的理论与实践。

 

和教书结缘是从研究生二年级担任《影视制作》的课程助教开始的。当时,任课教师雷建军逐渐将一些知识点交给我在课上讲授,并帮助选课同学熟悉摄像和剪辑的具体操作技能。2012年博士毕业留校后,我正式地从雷老师手里接过这门课程,同时也开始讲授之前由外请教师任课的《新闻摄影》。

 

《新闻摄影》和《影视制作》不仅在知识和技能方面有前后承继的关系,而且总体上看来也十分相似。两门课程讲授的都是经验性的知识,并非学会就好,而是需要熟能生巧,像极了传统匠人对于手艺的学习方式。

 

习惯了抽象知识和理论学习的本科生对于这类知识的学习方式常常无法很快地适应;因而,在尽量将知识和技能成系统地传授给同学的时候,老师和学生都需要有充足的耐心,一方面要意识到不加以时日、是不太可能领悟和熟习视听语言的创作的,另一方面则要通过观摩、作业等方式维持练习的强度,从最简单的记忆和模仿开始,通过和拍摄内容的长期互动,最终走上自如和创新的道路。

 

在学校的支持下,我先后将这两门课程都制作成MOOC与社会共享,并将针对本院学生的课程改为混合式教学模式。同学们在线上自主学习知识点,而线下课堂则在控制授课规模的情况下针对每次作业展开更加深入细致的讨论,将同学们的实践经验更加有效地转化为操作习惯和专业能力。

 

在这些课程的基础上,2010年夏季学期,雷建军老师带着当时还在读博的我,一起开设了一门新课程——《清影工作坊》。这门课程将我们俩之前人类学纪录片的创作方式进行了浓缩,在为期五周的课程中,第一周在校进行选题调研和优秀纪录片观摩,接下来的两到三周则集中地在一个区域,选课学生三人一组,展开实地调研、完善选题并完成拍摄,最后的十天左右再回到学校,剪辑成一部20-30分钟的短纪录片。

  

这种授课方式给学生和教师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时间集中、目标明确的一个多月内,不再有课内与课外之分,尤其是到了实际拍摄地点之后,是从早晨起床到夜间睡下之间的所有时间,都一刻不停地进行授课和实践。

 

对于学生来说,不仅要把在摄影和影视制作课程上学习到的视听技术和创作观念系统地运用起来,而且还要尽快熟悉这里的人们和社会,在拍摄题材和拍摄对象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值得记录和传播的价值与情感,捕捉转瞬即逝的生活灵光,建构人物和行动的故事链条。

 

对于教师来说,这种授课方式同样提出了新的问题。在把视听技术交给有经验的助教去分头解决之后,我们更多地和同学就不同的题材展开讨论,启发他们尝试各种拍摄可能性,鼓励他们耐心地走进陌生的世界,在他者的人生中学习和体悟。

 

虽然每天都在现场,我们仍然有意识地在拍摄过程中给同学们留足自我解决问题的空间,遇到求助时并不迅速和直接地给出答案,而是让子弹飞一会,相信时间和坚持能够带来转机,让同学们通过自主解决问题而产生更多的获得感,积累正面经验。

 

虽然过程艰难而曲折,但每年的结课放映和聚餐都能给师生带来丰厚的收获。这种任务导向的工作坊课程带给学生影视制作节能之外更加丰厚的可迁移能力;除了他们视听媒介技术之外,这些可迁移的能力更多体现在对社会的观察和与他人合理关系的营造。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和同学们逐渐取得了关于影视传播的价值共识——相比于影视艺术家来说,我们更愿意将自己视为社会工作者,影像是我们深入体察当代中国社会和传递人文价值的具体方式。通过摄影机,被忽略的生活真相得到了凝固和显影,芸芸众生中的每一个分子都被视为独特的个体,遥远的城市变得具体和充满人情味。

 

经历了工作坊训练之后,同学们积累了充分的制作经验,能够用更长的时间、创作出更加优秀的毕业作品。从学校毕业之后,这些创作经验和传播观念在不断发展的影视行业中彰显出可贵的价值。这些年来,年轻的毕业生们逐渐地成为大型纪录片项目的核心创作者,我们与毕业生们合作的《喜马拉雅天梯》、《我在故宫修文物》也先后在院线发行,并双双获得了2017年金鸡百花奖最佳纪录电影的提名。年复一年,我们也从纪录片创作和学生的成长中获得了积极体验,不断地确证育人工作的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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