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点：鲁迅的文学创作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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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生平、思想和创作概况
鲁迅，清光绪七年八月初三日（1881年9月25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城内周姓官宦之家。祖父介孚公（名福清）是光绪初年的翰林，曾任江西金谿县知县，后任内阁中书；父亲伯宜公体弱多病，仅中秀才；母亲鲁瑞，出身于绍兴城外安桥村的一个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是前清举人。鲁迅初名樟寿，字豫才，十七岁时改名树人，“鲁迅”是1918年5月在《新青年》杂志发表小说《狂人日记》时开始使用的笔名。
官宦之家、书香门第的优雅环境，使鲁迅在无忧无虑中度过了天真烂漫的童年和少年时光。以致成名之后的鲁迅仍念念不忘“百草园”和“三味书屋”的画面：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 ；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绕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象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象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象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长的草里是不去的，因为相传这园里有一条很大的赤练蛇。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扁道：三味书屋；扁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扁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地没有声音。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
“人都到那里去了？”
人们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矩，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
“读书！”
这百草园和三味书屋自由自在的空气，打下了“他的幼年艺术修养的底子”（曹聚仁：《鲁迅评传》，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24页）。然而世事难料，鲁迅十三岁那年，家中发生了重大变故，祖父因科场弊案被捕入狱，因为上下打点关节，家里原“有四五十亩水田”，几年光景，便“几乎什么也没有了”。再加上原本身体孱弱的父亲疾病加重乃至病逝，几乎天天出入于当铺和药店过活的少年鲁迅，在“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途路中”，看清了“世人的真面目”（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7页）。
怀着“到异地，求新生”的梦想，1898年闰三月，前往南京“寻找别一类的人们”的鲁迅，开始了自己的求学生涯。南京求学时期（1898～1901），正是洋务运动余音未绝，康梁变法由高潮而又急剧陷入低潮的时期，学习矿路的鲁迅经历了“维新”、“政变”、“拳乱”、“辛丑议和”等重大事变，在西方科学知识和翻译文学的滋养下，成为进化论的信仰者。通过维新派的启蒙，树立了“国家”概念的鲁迅，终于在1902年3月24日，离开故土，远赴日本，探寻救国之路，同窗好友胡韵仙“英雄大志总难侔，跨向东瀛作远游，极目中原深暮色，回天责任任君流”（《周作人日记》（上），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第321页）的赠诗和鲁迅自己的《自题小像》诗是其此时思想状况的最好表达。
日本留学（1902～1909）时期，鲁迅经历了科学救国：到日本学习现代医学，在《浙江潮》杂志连续发表《说镭》、《中国地质略论》、《地底旅行》，翻译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出版科学著作《中国矿产志》；革命救国：翻译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参加光复会活动；著名的“幻灯”事件，促使他最终选择了思想启蒙的道路：相继在《河南》杂志发表《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等重要文章，阐明“立国”之道“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58页）的主张。并以翻译《域外小说集》开始了自己的笔墨生涯。
弃医从文并于1909年8月回到国内的鲁迅，不仅没有立即成为“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鲁迅：《呐喊•自序》《 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9页）反而给我们留下了长达九年时间“晦暗的影子”（吴晓东：《S会馆时期的鲁迅》，《21世纪：鲁迅和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8页）。作为民国政府教育部小官吏，鲁迅亲眼目睹了民国元年以后的一系列乱局，身陷“铁屋子”中的他一面借辑录古籍对传统文化价值进行思考和“重新估定”，一面在重新完成自己“诊者”角色定位（曹禧修：《“诊者”与“治者”的角色分离----论鲁迅现代知识分子角色的再定位》，载《文学评论》2006年第3期）的同时，修正原有的人生目标----做“真的知识阶级”：“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鲁迅：《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版年版，第227页）。
完成角色定位的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重拾文学旧艺，从1918年5月开始，在《新青年》、《晨报副刊》、《小说月报》、《语丝》、《莽原》、《未名》等刊物上，一发不可收地发表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风波》、《故乡》、《阿Q正传》、《祝福》、《随感录》、《所谓“国学”》、《论雷峰塔的倒掉》等一系列小说、杂文。这些作品，甫一发表，便以其“‘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的心”（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1935年版），有力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发展。1925、1926年间，在“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中，因声援、支持学生运动而遭受北洋军阀政府通缉的鲁迅，辗转厦门、广州，在见识了“革命的策源地”（鲁迅：《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8页）的种种表象后，旋于1927年10月抵达上海，开始了他人生又一辉煌历程。
初到上海，亲历广州革命运动的鲁迅在与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进行的有关革命文学的论争中，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理解，并成为1930年2月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人之一，从此他便义无反顾的投身到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中：先后以《语丝》、《奔流》、《萌芽》、《前哨》、《十字街头》、《文学》、《太白》等为阵地，主要以杂文的形式，一面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一面对不符国情时宜的其他文艺思潮展开论争，同时还要帮助左翼文学青年进步成长，并不时对左翼文学内部的种种错误思想进行批评与纠偏，直至1936年10月19日病逝。
从1903年翻译小说《斯巴达之魂》算起，到逝世前的绝笔《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为止，鲁迅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著述，仅文学创作就有：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诗集《野草》，杂文集《热风》、《坟》、《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集外集拾遗》等。
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自他的第一篇小说问世以来，几代读者都把他的作品视为典范，众多文学史著甚或连海外激烈否定鲁迅政治选择的文学史著（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也都公认鲁迅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者。
1937年，蔡元培在第一部《鲁迅全集•序》中慨叹，鲁迅“以十二年光阴成此许多作品，他的感想之丰富，观察之深刻，意境之隽永，字句之正确，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到的，他就很自然的写出来，这是何等天才！何等学力!”他称赞道，鲁迅著作“方面较多，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蔡元培：《鲁迅全集•序 》，《鲁迅全集》上海光华书店1937年版）作为新文学“文备众体的一代宗师”，鲁迅“在新文学的小说、杂感随笔、散文、散文诗各类体裁方面”，“都是真正的先驱”（严家炎：《鲁迅作品的经典意义》，载《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他多样化创作的成功实践，激励着众多后来者在新文学创作的道路上，积极求索，推陈出新，不断充实丰富着新文学的现代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