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点：莫言的文学成长道路；《红高粱家族》的创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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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密东北乡
到目前为止，莫言的大部分作品中的故事，都发生在高密东北乡。高密东北乡被莫言称之为“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可见，高密东北乡已不是一般地理学上的名词，它只不过是莫言作品的一种文学背景的代名词。对此，莫言在《红蝗》的后记中专门做过说明。尽管如此，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与现实中的高密东北乡仍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
真正的高密东北乡是指现高密东北隅的河崖镇、原大栏乡这一片辽阔的土地。高密东北乡是沿用了明、清、民国时的叫法。这里地势低洼，是一马平川的平原。胶河从这里弯弯曲曲地流过，我们的家就在胶河南岸一个叫平安庄的村子里。这里与平度、胶州接壤，南有顺溪河、墨水河。从解放前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们村子南边的顺溪河与墨水河之间都是一片低洼的沼泽地。夏天，这里一片汪洋，芦苇丛生，野草遍地。水里鱼游虾跃，天上水鸟飞翔。秋季芦花飞舞，枯草遍野。大雁在这里栖息，狐狸、野兔在这里出没。这样一块地方，解放前无疑是土匪活动的好场所；解放后，便成了儿童的乐园。夏天，孩子们在这里捞鱼摸虾；秋天，猎人们在这里打兔子猎雁。小时候，我就多次吃过爷爷打的野鸭子、野兔。待到莫言长到能割草拾柴禾的时候，这里的景物已不及从前。四十多年来沧桑巨变，随着气候的干旱，胶河农场的建立，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一片良田，往日景象连一点痕迹也没有了。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往前，整个高密东北乡一直贫穷落后。乡亲们面向黄土背朝天，祖祖辈辈在这块土地上刨食，从来都是半年糠菜半年粮。仅以我们平安庄为例，解放前仅有两户地主，也基本不住在村里，地主和其子女多住在县城或青岛。很多人出外讨饭或闯关东。有民谣说：“平安庄不平安，十年倒有九年淹”。胶河年年发大水，十年九涝。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不愿离开这一方热土，不愿意离开胶河。老辈人说，我们这里“十年九不收，收了吃十秋”。此话确有道理。每逢胶河发大水决了口，河水夹带着大量腐殖质和泥沙，把地里淤上厚厚的一层肥泥。秋天种上小麦，不用施肥，来年也可收一季好小麦。所以老辈人都说胶河是一条“富河”。更何况河水清澈甘甜，鱼鳖虾蟹取之不尽，食之不竭呢。我们小时候，夏天到河里游泳打水仗，捞鱼摸虾。秋天，“秋风响蟹脚痒”，成群的螃蟹顺流而下。夜晚，爷爷带着我们到河边扎“粱子”抓螃蟹，即用高粱秸编成的“粱子”截断螃蟹的路，在河的一边留一通道，放一盏马灯，那螃蟹便不断地游来，一抓一个准，一宿便可抓几百！夜深人静，听着哗哗的流水声，看着一个个螃蟹成了俘虏，实在是一件很有诗意的事。后来，胶河上游修了王吴水库，螃蟹没有了。再后来，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气候干旱，胶河水干鱼净。现在，只剩一条干涸的河床，死气沉沉地躺在那里。
《红高粱》的艺术特色
抗日革命传奇小说是指以传奇方式写作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从中国古代英雄传奇演变而来，也可看作是民国旧派小说的一种变体。写的都是一些以少胜多、神出鬼没、撼人心弦等不乏奇迹色彩的战争或斗争故事 。在我们的记忆之中，这些作品就是《苦菜花》、《新儿女英雄传》、《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地雷战》、《地道战》、《鸡毛信》、《小兵张嘎》等，除此之外，好像没有别的了。
这些作品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或说是共性，即它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英雄剧”，都有大同小异的人物形象，表现单一的艺术手法：战争的苦难和敌人的残忍只是中国人“抗”日的由头，所以只是故事的序曲。《红高粱》与以往革命历史战争小说的不同就在于，它以虚拟家族回忆的形式把全部笔墨都用来描写由土匪司令余占鳌组织的民间武装，以及发生在高密东北乡这个乡野世界中的各种野性故事。也就是说他描述的不仅仅是抗战故事。《红高粱》在情节构成上是依照了民间自身的主题模式，尽管它讲述的是抗日战争的故事，但其中所突现出来的主要都是民间世界中强憾生动的暴力与性爱内容。
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红高粱》也除去了传统意识形态二元对立式的正反人物概念，比如把作为“我爷爷”出场的余占鳌写成身兼土匪头子和抗日英雄的两重身份，并在他的性格中极力渲染出了一种粗野、狂暴而富有原始正义感和生命激情的民间色彩。50-70 年代现代历史小说中也出现过类似的草莽人物，但必须要在他身边再树立一个负载政治道德标准的正统英雄人物，以此传达意识形态所规定的思想内容，作者所着力表现的是积极参战、智勇双全的老老少少的中国人。毫不夸张地说，主人公大都“杀敌不眨眼”且人人都有乐观主义精神，存在着强烈的二元对立式的概念，不是英雄就是叛徒。
是站在民间立场上讲述的一个抗日故事。这种民间立场首先体现在作品的情节框架和人物形象这两个方面。对于抗战故事的描写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并不少见，但《红高粱》与以往革命历史战争小说的不同就在于，它以虚拟家族回忆的形式把全部笔墨都用来描写由土匪司令余占鳌组织的民间武装，以及发生在高密东北乡这个乡野世界中的各种野性故事。这部小说的情节是由两条故事线索交织而成的：主干写民间武装伏击日本汽车队的起因和过程；后者由余占鳌与戴凤莲在抗战前的爱情故事串起。余占鳌在戴凤莲出嫁时做轿夫，一路上试图与她调情，并率众杀了一个想劫花轿的土匪，随后他在戴凤莲回门时埋伏在路边，把她劫进高粱地里野合，两个人由此开始了激情迷荡的欢爱，接下来余占鳌杀死戴凤莲的麻疯病人丈夫，正式做了土匪，也正式地成为她的情人。我们不难看出在这条故事线索中，始终被突现出来的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民间激情，它包容了对性爱与暴力的迷醉，以狂野不羁的野性生命力为其根本。这显然逾越了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对民间世界给予一种直接的观照与自由的表达。前一条抗日的故事线索，从戴凤莲家的长工罗汉大爷被日本人命令残酷剥皮而死开始，到余占鳌愤而拉起土匪队伍在胶平公路边上伏击日本汽车队，于是发动了一场全部由土匪和村民参加的民间战争。整个战斗过程体现出一种民间自发的为生存而奋起反抗的暴力欲望，这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历史战争所具有的政治色彩，将其还原成了一种自然主义式的生存斗争。概括的说，《红高粱》在情节构成上是依照了民间自身的主题模式，尽管它讲述的是抗日战争的故事，但其中所突现出来的主要都是民间世界中强憾生动的暴力与性爱内容。与此相关的是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除去了传统意识形态二元对立式的正反人物概念，比如把作为“我爷爷”出场的余占鳌写成身兼土匪头子和抗日英雄的两重身份，并在他的性格中极力渲染出了一种粗野、狂暴而富有原始正义感和生命激情的民间色彩。50-70 年代现代历史小说中也出现过类似的草莽人物，但必须要在他身边再树立一个负载政治道德标准的正统英雄人物，以此传达意识形态所规定的思想内容，但在《红高粱》中，余占鳌是唯一被突出的主要英雄，他的草莽缺点和英雄气概都未经任何政治标准加以评判或校正，而是以其性格的真实还原出了民间的本色。这些特点也同样体现在对于“我奶奶”戴凤莲和罗汉大爷等人物的刻画中。比如“我奶奶”具有的那种温热、丰腴、泼辣、果断的女性的美，罗汉大爷的忠诚、坚忍、不屈不挠的农民秉性，及“我父亲”小豆官的莽撞冲动的脾气，都有一种民间的放纵和生气充盈其中。由于叙述者把这些人物都作为自己的家族长辈来写，就又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以前革命历史故事中少有的任性与平易之感。这就使得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情感亲合方面，都非常鲜明的表达出了一种真正向民间价值尺度认同的倾向。正是建立在民间崇尚生命力与自由状态的价值取向上，作者描写“我爷爷”的杀人越货，写“我爷爷”和“我奶奶”的野地欢爱，以及其他人物种种粗野不驯的个性与行为，才能那样自然的创造出一种强劲与质朴的美。
《红高粱》在现代历史战争题材的创作中开辟出一个鲜活生动的民间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这部小说讲述的其实并非是历史战争，而是作家在民间话语空间里的有所寄托。叙述者在小说开头有一段充满激情的感叹，极力赞美他的故乡，赞美他的那些豪气盖天的先辈，并称先辈的所作所为和他们的英勇悲壮“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这种感叹贯穿在整部小说中，而且愈加变得浓烈感人，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无疑是一种作家把民间作为理想的生存状态。民间是自由自在无法无天的所在，民间是生机昂然热情奔放的状态，民间是辉煌壮阔温柔淳厚的精神，这些都是人所憧憬的自由自在的魅力之源。叙述者以这样一种民间的理想状态来对比现实生活，却发现这种状态只是过去时态的存在，高密东北乡的英雄剧全都上演在已经逝去的时间中，这不能不令他感到遗憾，不能不令他屡屡发出文明进步隐含种性退化的感慨。这里显然引入了一种与政治意识形态及知识分子传统都全然无关的历史评判尺度：站在民间的立场上来看历史发展与社会现实境况，便暴露出某种生气流散与自由状态受到限制的趋向。而在《红高粱》中，这种遗憾与感慨反过来又强化了对曾经存在过的民间自在状态的理想化与赞美，从而使其呈现出了更为灿烂夺目的迷人色彩。
但是也不能不看到，把民间世界认同为一种理想状态，事实上也会使描绘其中粗鄙丑恶的一面变得自然起来：像《红高粱》中有关人物粗俗性格的刻画，有关残酷杀戮（特别是剥人皮那个自然主义式的血腥场面）的描写，都以刺激的暴力展现呈现出与作品整体相和谐的奇异美感，但是在根本上，这种倾向反映了民间世界与生俱来的粗鄙文化形态。只不过这种倾向在《红高梁》中还能因为作者饱满的艺术理想而保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度，依然有利于体现作品中所蕴含的人文关怀。但就新历史小说后来的走向而言，由《红高粱》开拓的这种对民间粗鄙形态不加选择的表现方式，愈加显现出低俗趣味的性质，一旦失去真正的民间理想的支撑，这类描写就很自然地堕为作者感官刺激上的自我放纵，而丧失了向民间认同所应具有的人文意义。
有关《红高粱》，值得述及的还有这部小说在写作上的新颖之处。莫言曾较深地受到美国作家福克纳和拉美作家马尔克斯的影响，从他们那里大胆借鉴了意识流小说的时空表现手法和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情节结构方式，他在《红高粱》中几乎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时空顺序与情节逻辑，把整个故事讲述得非常自由散漫。但这种看来任意的讲述却是统领在作家的主体情绪之下，与作品中那种生机勃勃的自由精神暗暗相合。此外，莫言在这部小说中还显示出了驾驭汉语言的卓越才能，他运用了大量充满了想象力并且总是违背常规的比喻与通感等修辞手法，在语言的层面上就形成了一种瑰丽神奇的特点，以此造就出了整个小说中那种异于寻常的民间之美的感性依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