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差大臣》

1835年12月，讽刺喜剧《钦差大臣》完成，并于1836年4月首次上演。《钦差大臣》的创作始于1835年秋，根据果戈理自己的说法，该剧的情节是他向普希金讨来的。果戈理比普希金小十岁，青年时代的果戈理十分崇拜普希金。他刚到彼得堡的时候，曾怀着无比敬仰的心情到普希金家门口，希望可以亲眼见见心目中的偶像。但被普希金的管家拒绝了。同普希金的认识，对果戈理的人生道路，对他未来的文学创作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果戈理后来在他自己给一个朋友写信的时候，他曾经非常坦然地对他的朋友说，未经同普希金商量，他没有写过任何东西，而且普希金经常向他授意创作的题材。1835年10月7日，果戈理在给普希金的一封信里要求普希金给他一个写作喜剧的题材，他信里是这么说的，“请费心给我一个题材，随便什么样的，可笑不可笑都行，但要纯粹俄罗斯的轶事。。。。。。您做做好事吧，给我一个够写五幕喜剧用的题材，我发誓，准保比小鬼还要可笑。”普希金就给果戈理回信，告诉了他一件事，果戈理就把这件事写成了一个喜剧，就是剧就是《钦差大臣》。

《钦差大臣》这个故事呢很简单。就是说一个人，实际上是一个骗子，假扮钦差大臣到一个县城里去视察，结果受到了当地的市长、官员们的热烈欢迎，最后欢迎了半天是假的，正在欢迎的时候，真的钦差大臣来了，把这些人都吓毛了，就这么一个故事。这个喜剧演出的时候，可以说是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震动了整个的俄国社会。上至沙皇和上流社会的一些贵族们，下至平民百姓，都对这个喜剧做出了强烈的反响。因为《钦差大臣》这部喜剧对俄国沙皇的官僚体制进行了尖锐又辛辣的揭露和讽刺，对俄国的专制农奴制的社会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批判力量，一些进步的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进步人士对这个喜剧赞赏备至，非常的赞扬；也有人非常反对他，对他的喜剧进行了很多的抨击，说它是“对俄罗斯的诽谤”，指责果戈理是“俄罗斯的敌人”，要求给他“带上镣铐送到西伯利亚”，等等。

剧中所展现的并非是杀人放火、十恶不赦的大奸大恶，不过是官员利用职权之便贪污受贿，贵族造谣生事，警察不分青红皂白，粗暴执法之类的小恶行。果戈理不但展示官僚贵族阶层的恶行，也反映了普通百姓意识中糊涂观念的可笑。剧中钳工的老婆状告市长非法强迫他的丈夫去当兵时，尽管讲出了市长不照章办事、受贿的事实，但却在细枝末节上纠缠不清，而士官的老婆无辜被市长鞭打了一顿，她对钦差大臣告状时，却并不指望把市长绳之以法，而只想拿几个钱了事。《钦差大臣》中写的虽说都是这类司空见惯的营私舞弊、愚蠢可笑、自欺欺人，但这些小恶在数量上却是惊人的，时时处处存在的，普遍到了人们都不以为恶的程度，这才是真正可怕的。

果戈理用了一句俄罗斯的谚语“脸丑莫怪镜子歪”来作为剧本的题词，把俄国全部的丑恶集成一堆来加以嘲笑。他以现实主义的手法通过鲜明、生动的刻划把贪赃枉法、卑鄙龌龊的官僚与轻浮浅薄、欺诈成性的贵族社会暴露无遗，描绘出一幅俄国官僚集团的群丑图。

中心人物市长，这是一个官僚加市侩的典型，久经官场，对为官之道颇有心得，欺上瞒下，游刃有余,用他自己的话说：“干了30年，从来没让一名商人或者一名承包商骗过；只有我骗过骗子手中的骗子手，骗过能偷光全世界的拆白党和二流子，全叫他们落入我的圈套，我骗了三名省长！......省长根本不在话下......”

听说从彼得堡来的大人物要来微服私访，他马上召集市政要员，部署应对措施。尽管在属下面前他嘴上说对于自己的“失检行为”“没什么可说的。要说的话，才叫人奇怪呢：孰能无过？”

但实际上心里还是很害怕的，担心商界和市民们会告发他，因为他就在“这两个星期里，鞭打过士官的老婆！克扣过犯人的伙食！”

不过这位能干的市长很快调整好了心态：“我这一生多坎坷，可是都逢凶化吉，还受到多次嘉奖。说不定这一次上帝也能保佑渡过难关。”

当听说钦差大臣不过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时，老奸巨猾的市长顿觉信心倍增。他并不认为自己和属下贪赃枉法有什么不对，只要大家“按官衔拿东西”，这是天经地义的。所以他一面害怕得把纸盒当帽子扣在头上，一面还不忘骂：“可恶的奸商阿布杜林，眼见市长的佩剑旧得不行了，就是不送一把新的来。”一面求上帝保佑，许愿要点一只没人点过的粗蜡烛，一面自然而然地想着：“派每个鬼商人送三普特蜡来。”

可见，受贿索贿早已成为市长大人根深蒂固的行为习惯了。

当然，他也不是一味索取，比如一见到钦差大臣，他就见机行事，奉上四百卢布，嘴上却说只是二百而已，又把他请到家里，百般奉承、一旦得到钦差大臣的欢心，他马上得意洋洋起来，甚至憧憬起去彼得堡“混上个将军”来。他还另人把告状的商人们找来，把他们臭骂了一顿，又借机对他们进行敲诈。就是这样一个媚上欺下、贪污受贿、敲诈勒索、鱼肉百姓的典型官僚形象。

就是这样一个混迹官场30年，对为官之道颇有心得，游刃有余的老狐狸，居然败在一个年轻人手下，这个年轻人肯定也不简单哦。剧中另一个主要人物，被误认为钦差大臣的赫列斯塔科夫。

他在彼得堡混过几年，是典型的纨绔子弟，穿着时髦，口若悬河，沾染上了彼得堡虚伪、浮夸的习气。书中写道：“他是机关里常常叫做大草包的那种人，一言一行都缺乏考虑，无法集中精神考虑某个想法。”他在奉父命回外省老家的途中，因赌博输光了所有的盘缠，滞留在这个小城的一家旅馆里，陷入了连饭钱都给不出的窘境。即便如此，他那虚张声势的习惯却依然故我，他仿佛没事人儿似的对堂倌说：“请你催一催，叫他们快点送来。饭后我还有事要办。”

当得知旅店老板决定不再给他供应午饭时，他还在故作高深，说：“你认认真真地解释给他听，就说我需要吃饭。钱嘛，那是自然的......他以为，他这样的粗人一天不吃没什么，别人也都像他一样。真是新闻！”

当旅馆老板施舍菜汤的时候，他却以“不吃”来表示抗议。他怯懦可怜，却又是多么的骄横任性，他就是当时社会贵族阶层纨绔子弟生活颓败、死要面子的缩影。

当市长受了蛊惑，错把他当成了钦差而亲自前来造访是，他一开始吓坏了，以为是来抓他进监狱的。继而看到市长礼贤下士的样子，又虚张声势起来，“您有什么权力这样做？您太放肆了！......我直接去找部长大人！你们想干什么？......”实际上，他这不过是色厉内荏，反倒把心怀鬼胎的市长吓得全身发抖。

而当他实话实说时，市长却自作聪明地以为他是故弄玄虚。于是浪荡子就莫名其妙地被当做上宾请进了市长的家门。他在众星捧月般的关照下忘乎所以，信口开河起来。他吹嘘自己在多个政府部门里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很多有名望的将军都怕他；在上流社会的交际里面，很多漂亮的女演员都拜倒在他脚下。他在圣彼得堡的食品都是用“蒸汽船”从巴黎直接运来的，而且他创作的书堆积如山，普希金是他的好朋友。对于这些漏洞百出、前后矛盾的吹嘘，连他本人都总结为“胡说八道”，可市长等一干人却信之不疑，还决定一一面见这位钦差大人，“塞钱给他”。

  赫列斯塔科夫还不顾道义廉耻，向市长夫人求婚未遂转向市长女儿求婚。他长篇谬论地发表他的婚姻理论：婚姻是不分长幼的，他认为追求快乐并没错。赫列斯达可夫的伦理道德是多么的低下，光明正大地勾引市长的妻子和女儿。还认为是一件很合情合理的事情。他表面上一派正人君子的模样，实际上是一个浅薄鄙俗的小人。

  面对官吏们对他大献殷勤，他也毫不掩饰爽快地收取自动送上门的钱财，还会在各政府部门为他举行欢迎仪式时，公然地说明自己“好吃”、“寻欢作乐”和赌钱的“本领”。

  可见，正是在这样愚昧昏聩的土壤上，赫列斯塔科夫之流才有用武之地。

赫列斯塔科夫是典型的彼得堡贵族，他不是有预谋的骗子，只是是一个心灵空虚、爱说大话的浪荡公子哥。他怯懦可怜却骄横任性，仪表斯文却思想肮脏。他可怜、可悲、可恨、可笑。

剧中除了这两个主要人物，其他人物也都各具神态：把病人弄得像铁匠一样邋里邋遢，不给病人用好药，任他们自生自灭的慈善机关督察泽姆利亚尼卡；酷爱抓兔子，在机关里养狗，读过五六本书，讲起话来像个哲学家似的法官利亚普金—佳普金；胆小怕事的督学赫洛波夫；专爱私拆别人信件的邮政局长什别金以及包打听、传瞎话的贵族鲍布钦斯基和陀布钦斯基，等等。他们与市长一起构成了这个城市黑暗腐朽的上层社会，可恨而又可笑。

《钦差大臣》不仅是果戈理戏剧创作的代表作，也是俄罗斯戏剧文学的奠基之作。自果戈理之后，俄罗斯戏剧完全走上了民族的、现实主义的道路，《钦差大臣》也成为了世界级的戏剧名作，至今是各国戏剧舞台上的保留剧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