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他是俄国19世纪上半期最有影响的作家、剧作家和思想家。他继承并发展了普希金的民族性传统，开创了俄罗斯文学中的“果戈里时期”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自然派”的奠基人，杰出的讽刺作家，俄国农奴制度的无情的揭露者。果戈里的代表作：《钦差大臣》、《死魂灵》被公认为是俄罗斯文学中的经典之作。

果戈理出身于乌克兰波尔塔瓦省的一个地主家庭。当时乌克兰是在俄国的管辖内，所以一般都说果戈理是俄国人。他的父亲是当地有名望的乡绅，曾在邮电部门供职，做过八品文官，后辞去公职，在乡下当地主，同时开始尝试写作，并成为一名诗人和民间喜剧作家。他的父亲经常在家里搞一些家庭戏剧演出活动，自编自导自演。这样的活动给幼年的果戈理带来了极大的乐趣，激发了他对戏剧乃至文学的爱好。童年的果戈理很喜欢听祖母给他讲乌克兰的民间故事，他也喜欢听一些乌克兰的民歌、民谣，这些乌克兰口头创作的民间文学，后来都成为了果戈理文学创作的素材。

1821—1828年间在中学学习，深受自由思想影响。果戈里小的时候也是经历过1812年抵抗拿破仑的卫国战争，俄国登上广阔国际舞台这样的重大事件。他的青年时代，也就是学习的时代，是十二月党人酝酿用革命方法改造俄罗斯的计划，然后公开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的时期。在这样的氛围里，果戈里“那种献身于重大社会目标和祖国幸福的思想就逐渐成熟。”

1828年，果戈理中学毕业，他怀着“使自己的生命对国家的幸福有用的永不熄灭的热忱”，只身前往彼得堡，想在司法界谋得一官半职。然而现实与想象相距甚远。

因为他本身家世背景比较一般，本人能力、写作水平、知名度等原因，1829～1831年，果戈理先后在圣彼得堡国有财产及公共房产局和封地局供职，亲身体验到小职员的贫苦生活。俸禄微薄、生活拮据，正是在彼得堡的这段经历，令他饱尝世态炎凉和小职员度日的艰辛，这些都成为他日后文学创作的素材。他在《外套》和《狂人日记》中写的是缮写员的故事，就是对他自己生活的回忆。

1829年，他发表了《汉斯·丘赫尔加坚》这一长诗，用的是真名。这首长诗是他登上了俄国文坛，但并没有获得太多的关注。他很快意识到诗歌创作并非他的强项，于是转向了小说和喜剧。

《狄康卡近乡夜话》

1831～1832年，果戈理出版了中篇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果戈理的成名作。小说集由两卷组成，每卷有一篇序言，共收入8篇小说。这些故事充满了奇妙的幻想和轻松的喜剧性，色彩瑰丽、明快，具有浓郁的乌克兰民族风情，构建出一个诗意的理想世界。在这些小说中，主人公多为俊男靓女，聪慧而健美，他们为了爱情、自由和祖国勇于克服种种艰难险阻，面对面地与妖魔鬼怪所代表的恶势力做斗争，结果总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体现出果戈理的宗教道德伦理观念。《狄康卡近乡夜话》把幻想与现实融为一体，反映了人民的信仰和迷信思想，以及他们的性格和民主精神，同时也谴责了乡村封建势力和金钱势力对人民的压迫，嘲弄了魔鬼、妖精和巫师。作品充满乐观和幽默的气息，但也不乏神秘色彩。小说描写细腻，语言是现实主义的，但其中的理想又是浪漫主义的，两种风格得以结合。 这个小说集最鲜明的特点之一是“民间传说和风俗习惯，现实和理想，历史和现代以独一无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带喜剧性的日常生活气息与热情洋溢的抒情因素处于密切的联系之中”。《狄康卡近乡夜话》得到了普希金等人的热情赞扬，称其为一本“真正快乐的书”、一本“俄罗斯的书”，称俄国文学已进入果戈理时期。总之，果戈理的这个小说集在创作上博采众长，成为果戈理艺术创作的不同发展倾向的起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834年，经过当时大诗人茹科夫斯基的推荐，果戈理进入圣彼得堡大学，当副教授，教授历史，伊万·屠格涅夫就是他的学生之一。1835年，他出版了两部短篇小说集：《彼得堡故事》和《密尔格拉得》。相较以前，这些小说在题材上有了新的开拓，思想上更趋成熟，风格上有重大发展（讽刺的力度增强，不幽默的也更严肃），思想容量上也更为深刻。

《密尔格拉得》

《密尔格拉得》仿佛是对《狄康卡近乡夜话》主题的承接，两个世界的对比依然存在，只是现实世界的比重明显加大了。《密尔格拉得》共收入4篇小说：《旧式地主》、《塔拉斯·布尔巴》、《地鬼》、《两个伊凡吵架的故事》。这4篇小说依然是乌克兰题材，但这里的乌克兰不再像《狄康卡近乡夜话》中那么富有诗意和童话性了，乌克兰形象在果戈理的意识中发生分化：与英勇、诗意的过去对立的是无聊、卑鄙的现在。前两篇是诗意的过去，后两篇是卑鄙的现在。

《塔拉斯·布尔巴》是小说集中篇幅最长、最有气势的一篇，也是小说集的中心。这个中篇描写了16世纪哥萨克队长布尔巴率军反对波兰入侵的英勇斗争。为保卫哥萨克，他大义灭亲，亲手杀掉了叛变投敌的儿子安德烈，从而歌颂了热爱祖国和为祖国而战的英雄性格。

    小说中反复强调“伙伴精神”，即人们之间非血缘的、以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凝结而成的兄弟情谊，体现了基督教的思想，同时也隐含着对现实生活中社会各阶层的隔膜、分裂和对立的谴责。

   《塔拉斯·布尔巴》中的人物对自由和人的精神追求的推崇与《两个伊凡吵架的故事》中物化了的人的庸俗和卑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哥萨克为了神圣的信仰和伙伴精神可以抛家舍业，丢弃一切身外之物投入战斗，而两个伊凡却为了一件没用的东西不要多年的友谊。

《两个伊凡吵架的故事》说的是两个“体面”的地主因琐事结仇，长年累月地没完没了地打官司。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是邻居，要好的朋友，两人亲密无间，形影不离。伊凡诺维奇的脑袋长得象一只尖头朝下的萝卜，而尼基福罗维奇的脑袋长得象一只尖头朝上的萝卜。伊凡诺维奇是纵向发展又瘦又长，尼基福罗维奇则是横着发福，又粗又胖。两个伊凡各有所好。伊凡诺维奇喜欢吃香瓜，每次吃饭后都要吃两个香瓜，吃后把瓜子包在特备的纸里，纸上写着：“此瓜食于某日。如有人同座，则在后面加上：“与某君同食”。尼基福罗维奇喜欢泡澡，而且把桌子茶具都放在澡池里，他喜欢在这样清凉的境界中喝茶。后来，两人为争夺一支猎枪，尼基福罗维奇骂伊凡诺维奇是只“公鹅”（俄语中“公鹅”一词，常用作骂人话：骗子手，老奸巨滑的家伙。）为此两人结下深仇大怨，一连打了十几年官司，双方都倾家荡产。小说的最后一句，作者感慨“诸位，在这个世界上可真是沉闷啊！”就为了一句话，他们吵了十几年，俄国的地主得有多无聊。

《彼得堡的故事》

《彼得堡的故事》也是一本小说集，里面的小说都以彼得堡生活为题材，忠实地记录下彼得堡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这些小说揭露了社会官僚的冷酷、暴虐，反映了“小人物”的悲惨命运。包括《肖像》、《涅瓦大街》、《狂人日记》、《鼻子》、《外套》。

《涅瓦大街》是彼得堡故事的开端，他仿佛是一个总纲，让形形色色的人物在彼得堡和当时社会的象征—涅瓦大街上一一亮相，点出了热闹而繁华的涅瓦大街是一种假象，浮华背后隐藏着欺骗、丑恶、眼泪甚至是血腥。涅瓦大街这条五光十色的马路是彼得堡的缩影。鄙俗的官僚在那里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而有理想的画家彼斯卡辽夫却因丑恶的现实的刺激和迫害而自杀，成了梦想与现实之间的永恒的牺牲品。

《外套》是其中最著名的一篇，也是世界文学的名篇。果戈理描写了一个最富有概括性的穷官吏的形象。小官吏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巴什马奇金是一个抄录员，他一生极为屈辱，整天就会抄抄写写，且受人嘲弄。彼得堡的冬天来临，他节衣缩食，好容易才凑齐钱制了一件新外套，当他最终穿上了那身体面的大衣之后不久，就去参加了一个类似局长的人物给他安排的庆祝酒会。伟大的主人公似乎就要因为新的外套改变人生了，但是在从酒会回家的路上；野蛮的劫匪夺走了他全部的幸福，他们抢走了他的大衣。失落的他最终鼓足所有的勇气去寻找警察署的长官；后者不失时机的展示了自己的地位，拿出十九世纪的残酷的条文，斥责他违背政府机构办事的例行程序。这位“将军”认为他的敢于亲自拜访严重挑衅了长官的地位，是不可饶恕的。于是，失望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巴什马奇金一病不起，最后呜呼哀哉。但故事并未结束，而人们往往会忽略主人公死去的情节。作者于结尾处采用了荒诞的手法，使主人公的灵魂复活。这在之前的俄罗斯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作者通过“小人物”的灵魂复活，是对当时俄罗斯黑暗的现实的批判，通过灵魂的复仇表达了作者对平民阶层的同情。这在继普希金“小人物”史上的又一个伟大的超越。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陀斯托耶夫斯基共同说过一句话：“我们都是从果戈里的《外套》里走出来的。”人们经常引用这句评语来表达对果戈里的敬意，并说明他影响之大。

在彼得堡故事中，果戈理以怪诞、夸张、讽刺幽默与写实相结合的手法，揭示了社会现实的奇怪和不可思议：金钱、官阶、物品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而人则成了附属品。在这里，自然造就的人、美、力量、天赋无足轻重。在这个价值颠倒的疯狂世界里，鼻子可以成为比主人更高的官儿，而艺术家只有死路一条。果戈理以小人物的视角来展现，小公务员，小文官、穷画家，在大城市中被挤压得只剩下用鸦片麻醉自己、臆想、狂热的呓语、发疯和自杀了。他们的悲剧命运，他们的思想和感受、他们的悲哀和无助时彼得堡故事的重要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