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介绍
从就业排除到社会排除:从南台湾失业者经验探讨 朱柔若
学分: 0.1
课时: 2
本系列主要讲解了调查失业而得出的理论分析,朱柔若老师给观众讲解分析的结果,和相应的应对措施。
教师团队

朱柔若 教授

单位:台湾中正大学

排除过程

我国当前存在的就业问题 1.1劳动力资源总量的供求矛盾 从劳动力的自然供给的角度分析,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是中国的基本国情,2009年中国GDP总量是49100亿美元,人均GDP是3711美元,排名第96位,人均收入3500[1]。可见中国经济在整个世界还处于落后状态;从体制转轨方面分析,在改革开放前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有效劳动人口采取统包统配的就业原则,城乡之间劳动力资源形成绝对的二元空间分割局面,城市就业岗位不向农村劳动人口开放也加剧了就业压力。




朱柔若认为全球化进程给台湾带来了资金的外移和底层劳动力的流入,使得结构性失业不断增加,两极分化愈演愈烈。而这种两极化已经不再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劳动阶级内部的两极化,并因此出现了“under class”,即连阶级都没有了的底层阶级。

“从就业排除到经济排除的过程会带来对服务资源使用的影响,如中高年龄层的人面对失业津贴可能会感到不好意思,甚至为了面子不去申请,而对于年轻人来说,在达到要求后则会迫不及待的填申请表。”在谈到社会排除和经济排除的关系时,朱柔若教授如是说。

在谈到从就业排除到社会关系排除的转变过程时,朱柔若则用了男女面对失业的不同态度来说明问题。他说:“女性如果失业了,她第一件事可能是打电话给亲朋戚友痛诉老板的各种不仁道,最后还会来一句‘兄弟姐妹们,快给我找个工作;相对于男性而言,面对失业,为了面子,他们可能会想方设法隐瞒问题。于是便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女性比较不容易从就业排除走向社会关系排除,而男性则反之。”

最后,朱柔若总结认为,社会排除不仅是个结果,更是一个动态过程。针对不同的社会适应类型所面临的问题,规划改善正式支持和强化非正式支持网络的政策措施,方能减低就业排除者陷入社会排除的恶性循环。




“社会排除是因经济发展减缓、国家福利紧缩、大量失业及贫富差距扩大而产生的,这种社会现象多出现在新移民身上。它具有积累性和多面向性。”她以两岸关系为出发点进一步阐述了跨界迁徙与两岸交流的现实问题。朱柔若举例台湾商人、干部和流动人员在大陆的遭遇,强调了跨界迁徙中的制度性问题造成了社会排除现象。

社会排除问题还出现在与中国大陆联系最紧密的农民工群体。“改革开放后中国出现了大批的农民工,他们为中国的经济腾飞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朱柔若说,“然而户口制度与城乡二元结构等体制问题却未让他们子女的教育权及居住权等基本权利得到保证,成为工资低、工时长的‘城市黑户’。”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中共高层重新确立国家角色,跨界迁移与社会排除在中国有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形式。朱柔若认为:“跨界迁移与社会排除的联系只有在中国才能实现,农民工群体的出现就是一个例证。”

 她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而农民工的社会位置却没有被摆正,一直处于被社会排除的状态。政府对于这种现象的视而不见,也加深了农民工的社会排除问题。

参考教材



二维码

课程评价

提示框
提示框
确定要报名此课程吗?
确定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