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介绍
中国经济热点问题研究 温铁军
提供学校: 中国人民大学
学分: 1
课时: 17

人物概要

温铁军,男,1951年5月出生于北京。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中国人民大学二级教授、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农林经济管理组成员。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人民大学二级教授、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农林经济管理组成员。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院长有着11年基层工农兵经历和20多年政策研究经历。2004年被校内聘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乡村建设中心主任、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以及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学位委员会工商管理和农林经济管理分委员会主席。2005年被校外聘为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环保部战略环评专家,农业部、国家林业总局、卫生部等部委研究中心特聘专家。

 代表作

《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

在人们通常的意识形态中,中国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也不可能发生经济危机,最多只能算是经济波动,而不能算是危机。但作者认为,中国不仅发生过经济危机。而且中国自建国以来的60年间,已经发生了8次经济危机,而这些危机均与国家工业化阶段性特征有关:在 “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工业化、城镇化以及整个体制的改革所产生的制度成本均向“三农”转嫁,因而城市的产业资本就可以实现“软着陆”,原有体制得以维持;而不能直接向农村转嫁的危机,就导致产业资本在城市“硬着陆”,引发政府财税金融、乃至整个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

教师团队

温铁军 教授、经济学家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部门: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职位:院长

研究领域及成果

 研究领域

国际方面——发展中国家比较发展研究;

国内方面——国情与增长、制度变迁、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及农村财政金融税费体制改革等。

承担了多个国家社科基金和自科基金的重大、重点、一般、应急课题,以及教育部和其他部委的重大重点科研项目;是国家985计划“中国农村发展试验创新基地(I类)”首席专家、北京市重点“农村发展管理交叉学科建设”项目首席专家。

成果荣誉

温铁军教授1998年获国务院授予的“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证书,1999年获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部级,第一获奖人),2000年获长江读书奖(优秀论文奖),2003年获 “CCTV年度经济人物奖”(中央电视台),2005年获杜润生基金会农村发展研究优秀论文一等奖,2006年获“中国环境大使”称号(环保部等7部委),“中国金融杰出贡献专家”;2008年获中国人民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和谐中国年度人物奖”;2009年获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省部级,第一获奖人),“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奖”。

2012年12月8日,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正式揭牌成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由西南大学校长张卫国担任院长,著名经济学家、“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教授担任执行院长,卢作孚、梁漱溟、晏阳初三位中国乡建运动先驱的后人卢国纪、梁培宽、晏鸿国担任名誉院长。


随笔杂谈


《中国改革》农村版祭

今夜,雪仍然是白的;内里却是那种被无数生灵糟践得脏兮兮的僵硬,僵硬得让所有敢于正步走路的人都摔跟头。于是佛说,众生皆随缘……。今夜,在去塞外的火车上,我读完了《中国改革/农村版》告别读者的最后一期。这之后它就真的被关闭了。有谁听说过当代“莫须有”的故事……作为眼看这个刊物从诞生到死亡的总编,我在腹背中箭的感觉中固执地拒绝为农村版的最后一期写任何告别文字。因为,我至今也不清楚为什么在完全没有主管部门任何正式批评的情况下,在“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时候,这本“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刊物到底在什么人看来必欲去之而后快。说白了吧,我问了上级有关部门,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究竟是谁非要关闭农村版!今天,我的固执被年轻人打破了。

给年轻朋友

当我得知自己竟然是最后那个得知要关闭农村版的决定的人之后,也曾经试图挽回;但随即便感到,认真做事在道貌岸然们面前从来只被计算为成本。离开之后才敢说,这不过是又一次的善意而艰苦的努力遭遇到错综复杂的阴沟中的翻船罢了!那在如千古泥沼般的“文雅界”本来就是一种所有善良多少都会得到的回报。所以,才应该没有怨言,才刻意地强制自己以沉默来表达那种只有沉默才能表达的声音。在这个“最好和最坏并存”的时代,个人所能做的,也许一如所有磨去了棱角才得以自保的同类。可这次,不仅是我这种饱经磨砺心硬如泥的半百之人,与我一起遭遇阴沟翻船的,还有这些多么难得地把稍纵即逝的真诚当作唯一自卫武器的年轻人。我的年轻朋友们,你们如何理解这种无奈?最令人担忧的,是年轻人在无奈之中难免遗憾地四散落荒!

此刻,在火车上,我独自双颔紧咬,默默地咀嚼他们因为无处倾诉悲愤而无以言状的尴尬……读着他们用流血的心拓印在农村版上最后的文字,心里所有尘封的疮疤都逐个迸裂开了……。然而,既然多年前就早已自知“哀莫大于心死”,既然多年前已经说过“无论以何种手段把我整倒的人都将只得到感谢”,既然从来对各种派别争论退避三舍而且对所有加害者都行礼如仪,那么,我这半年伴随农村版垂死之际的无奈和沉默,也希望被同仁理解为正常;否则,我也只能感到深切的遗憾无数失败让我已经习惯了失败。因此才不再有任何被情绪左右的延宕,才毫不犹豫地抓紧去做后半生我还能做的任何被文雅们所不屑的“明知其不可为而强以为之”的事。倏忽之间,有歌自冥冥中来:只有那篱笆墙,影子还那么长……

给读者

我并不是《中国改革/农村版》的“终结者”。为了不被读者误认该刊的总编就是跟从这种终结的屑小,我以拒绝在告别读者的农村版绝版中发表任何文字,来多少维护一些我这个文字匠的尊严。虽然我已经离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还是有很多农民朋友找到我现在任教的学校来质问我……;其实和你们一样我也总在问:这份深受广大农民欢迎的刊物为什么一定要关闭……。

所有给我的理由都牵强,都在内中附会着某种我无法学着去附会的话语……。只能在无奈中沉默,我至少不愿把谁也不清楚的解释再用我的笔墨生硬地填塞给读者们。看来我的年轻同仁们也如此。于是,你们在绝版这期看不到任何对于它被迫关闭的哪怕是牵强附会的解释。《中国改革/农村版》是原国务院体改办党组于中共中央十六大即将召开之际正式批准创办的;在三农问题被强调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以后成为表达农民心声的园地。原本以为,只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文件精神为农民办事就行现在终于知道,确有一些连旧三民主义“节制资本”都忌讳多年不深入工农大众的文人雅士,认为这个以“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为宗旨的刊物干扰了他们正在殚精竭虑地维护着的少数人的“大方向”。

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是清楚的。两年多来,农村版汇聚了一批有志于乡村复兴的热血青年,但也有被个别以新闻权谋私者玷污的角落。而我作为牵头人之最大失误,恰恰在于我坚持必须根除知识分子历来党同伐异的劣根性;或者在于过分强调了“做人”的宽厚。实际上,我并不缺乏对于这种混迹其中的屑小之徒的辨别能力,也曾经或婉言相劝或正色相告;我所客观缺乏的或主观不愿的,是及时处置的气魄和果断。如今事已至此,我仍然相信个把得益于一时者今后还能有机会学会做人,或者被迫重新做人。诚然,所有这一切,应该是我近年来不再激进,转向“改良”的又一种代价……

回访温教授

大饥荒源自城市向农村转移经济危机  


请理解,由于科学研究是一种对前人经验总结中不可重复检验的结论作“不断证伪”才能逐渐达到一般理性高度的认识创新过程。因此,我们特意把“批判政策学”研究必须遵循的方法原则放在前面,意在区别于非科学:只有超脱研究者身处其中的利益结构约束,才能做到“在历史经验过程的起点上构建与之起点一致的逻辑解释”,才能做到“去价值判断”的客观研究——对已经发生的经验过程作范畴归纳,对各种范畴之间的相关关系作证伪比较,渐进发现其中的本质关系。我们事先确实没有这样的想法,只是在修改书稿的讨论之中,在对历史经济学的资料研究中自然地形成了对现实问题领域的“问题意识”。虽难免粗疏,仍试述如下:首先是意识形态问题。这,绝对不是我们开展中国的真实经验系列研究之初衷,但却在客观上产生了出乎意料的结果:研读本书《八次危机》,不仅能还公平于社会主义,还正义于自由主义,同时还能把罪恶还给资本主义。

之所以如此说,是近20年所搜集的历史资料和海内外新近的研究,大体上能够支持我们在1988年发表“危机论”时就初步讨论过的、在1993年发表“国家资本再分配与民间资本再积累”时就确立过的观点——中国人虽然在1949年提出的是新民主主义战略,试图建立多元经济体制和人民民主的上层建筑,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的规律不可逆。在城市经济领域中,1949—1953年这前4年主要搞的是民族资本主义;1953—1959年这后6年主要搞的是国家资本主义。这第一个10年的实际演变,不在于主观上确立何种意识形态,而主要取决于客观上正处在“区域热战”和西方全面封锁压力下的“内向型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为了重新让“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唯赖国家工业化才能维护主权独立,而任何工业化都绕不开资本的原始积累;只要在“资本极度稀缺”条件下就势必仰赖外资,遂势必被要求“亲外资”的制度干犯本国流血牺牲才换得的主权独立——这导致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深陷于“发展陷阱”的悖论中。

不过,仅仅点破这一后发国家普遍遭遇“发展主义”、“对外开放”悖论的问题意识,仍然略显肤浅。我们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既然中国也绕不开工业化原始积累,也势所必然地在制度取向上内生性地“亲资本”,那么,中国人为此付出了什么代价?怎样才能爬出发展陷阱?对于中国人在这个历史阶段的经验过程,如果人们愿意自觉地摘下有色眼镜,本来是能够看清楚的。1956年城市里完成的主要是国家资本对私人资本的改造;同年推进的农村集体化运动也并非农业自身的制度需要——代表城市工业的部门向中央提出的“农业现代化”,其实质=集体化+机械化,目的是以乡为单位建立高级社,实行土地规模经营,以承载城市资本品下乡、完成“工农两大部类交换”、提取农业剩余用于内向型原始积累。而1960年发生的严重经济危机,其本质也是在外资突然中辍时,这10年资本原始积累的巨大代价的总爆发!在这样复杂的政治经济过程中,客观地形成了任何原始积累时期都必然会发生的多种利益群体的矛盾和斗争。这些现象,被传统意识形态作了符合制度内涵的资本利益需求的粗糙归纳,延宕为今人在思想理论领域中的瓦釜雷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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