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曰形象勾勒法。

此即《说文》之象形字，观其物形而取其象也，如日、月、山、水、人、虫、鱼、木、鸟、牛、羊、马、犬等等是矣。然隶变而至于楷体，则多远离其象而符号化矣。

二曰符号抽象法。

如⊥、丅、了、父、ㄎ、冖、丁、凸、且、艮等，乃男阳之抽象符号也；ム、口、也、匕、几、凹、凵、而等，乃女阴之抽象符号也；一、二、三、七、九、十等，乃数字之抽象符号也。

三曰取象比类法。

象谓物象、事象、符象等；比类犹言譬也，《礼记·学记》曰：“古之学者，比物丑类。”东汉·郑玄注曰：“丑，犹比也。”唐·孔颖达疏曰：“言古之学者，比方其事以丑类，谓以同类之事相比方，则事学乃易成。”《诗·周南·螽斯》朱熹《集传》曰：“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比类犹言比象，《广雅·释估四》曰：“类，象也。”比、譬义同。《墨子·小取》曰：“辟[譬]也者，举也[他]物而以明之也。”取象比类法，乃古人以物象之相似，而以彼物喻此物，以明事理之法也。若无譬喻之法，则事物之奥理难以明焉，而语言亦将显得苍白无力。西汉·刘向《说苑》曰：“客谓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无譬，则不能言矣。’王曰：‘诺。’明日见谓惠子曰：‘愿先生言事则直言耳，无譬也。’惠子曰：‘今有人于此而不知弹者，曰弹之状何若？应曰：弹之状如弹。则谕乎？’王曰：‘未谕也。’于是更应曰：‘弹之状如弓，而以竹为弦，则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说者，固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则不可矣。’王曰：‘善。’”言事之理必以“譬”，造字之法亦必以“譬”，无取象比类法，则成千上万之字难以造出焉。汉字之奥妙，要在于依天人合一之道，取物象以喻男女阴阳二器，及其交合、孕育焉，并以之为字根，遂有众多孳乳字之产生。比如：

（一）譬喻男性符号者：

自然之天、山、土、阜、雨、火等；

人体之止、手、寸等；

动物之牛、羊、马、犬、龙、虍（虎）、鸟、隹、鱼等；

植物之茎、朿等；

器物之斤、戈、刀、矛、戊、戉、矢、犁等；

（二）譬喻女性符号者：

自然之地、水、云、谷、穴、田等；

人体之口、幺、玄、肉、尸、月（同肉）等；

动物之豕、贝、凤、鱼、兔、虍（虎）等；

植物之瓜、花等；

器物之车、皿、臼、缶、舟、鼎、其（箕）、户等。

（三）譬交合及孕育符号者：耕、战、瓦、食、身、石、足等。

上述符号，大多可为字根而产生新的字。

四曰阴阳相生法。

即以两个表示或譬喻男女阴阳二器之符号组合而产生新的字，如突、戾、斯、此、知、矣等，此类符号皆可为字根而孳乳新字。

五曰字根孳乳法。

此相当于《说文》之形声字。汉字大约有九百多个字根，以其各与形旁相配，遂各有其孳乳字。以此法产生的字大约占汉字90%多。

六曰符号会意法。

此即《说文》之会意字，乃以两个以上之符号组合，合其意而得之为字也。如壽，由六个符号组合：“士”，成年男子也；“”即“亅”（jué），《说文》谓“钩逆者谓之亅”，此即关中方言之所谓“勾勾”，喻男阳也；“工”天地之交合也；“一”道也；“口”，喻女阴也；“寸”，手也，喻男阳也，又法也。合之而为壽，谓男子（“士”）性成熟而阳强（“”），可婚配而有阴（“口”）阳（“寸”）之合，若依乎天地交合（“工”）之道（“一”），则身心平和而壽命之久矣。壽简化为寿，虽少了七笔，然形之意无解矣。再如靈，乃形声兼会意，从巫，霝声。靈从雨、从三“口”，口喻大地，三“口”喻地域之广大也，甘雨普降于地，故曰霝；“巫”者，从工，喻天地之交也；左右二“人”，喻男觋、女巫也，合之为巫喻巫、觋以性舞祈天地之合也。巫、霝合之而为靈，乃谓天久旱不雨，巫、觋祈之，上天感应而甘霖降于大地矣。《说文》谓“靈，靈巫也。”清·段玉裁谓“靈巫”当作“巫”，故“靈”之本义乃谓以性舞祈天降雨之巫、觋也。由此引申为两个义项，一谓天以雨而佑民，故有神灵、福佑、威灵等义；二谓巫之祈雨灵验也，故有灵验、效验，受宠、善、神通、聪明、奇异、靈魂诸义，及对死者之尊称。靈简化为“灵”，其形无说，乃死符号也。

裘锡圭先生《文字学概要》（第102页）说：“在今天研究汉字，根本不用去管转注这个术语。不讲转注，完全能够把汉字的构造讲清楚。”我们认为裘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故本文讲汉字构造时，撇开转注，未予讨论。

世界上的文字林林总总，其字符（即构成文字的符号）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三类，即意符、音符和记号。拼音文字只使用音符，汉字则三类字符都使用，其结构自然比较复杂。古人很早就注意到汉字是有结构的，如《左传》记载“止戈为武”、“皿虫为蛊”之类。但是，这种说法是随意的、零碎的。真正系统地阐述汉字结构的是“六书”说。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分别给“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下了定义，并举了例字。这是最早关于汉字结构的系统理论（见注）。

1899年商代甲骨文发现以后，对汉字结构的认知已超过了前人。与此同时，西风东渐，使人们看到了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文字体系及其结构的情况。学者逐渐认识到“六书”说并非尽善尽美。1934年，唐兰先生首创“三书”说（象形、象意、形声）。1956年，陈梦家先生在《殷虚卜辞综述》中提出的“三书”是象形、形声、假借。1988年，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一书中认为陈氏的“三书”说是合理的，只是“象形”应该改为“表意”。我们认为，裘先生的“三书”说最为合理。但是，无论是“六书”还是“三书”都存在一个缺点，即这个框架都不能囊括各个历史时期汉字的结构类型。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们尝试建立一个新框架。在谈新框架之前，先要明确以下三点：

第一，汉字结构类型并非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流逝，空间的转移，汉字结构的新类型不断产生，旧类型不断消亡。

第二，汉字结构类型是有大有小的，其数量并不均衡。《说文》中形声字数量最多，约占80﹪以上；指事字数量最少，约占0.5﹪。某些结构类型数量虽少，但也不能把它排除在汉字结构类型之外。

第三，汉字结构类型是有层级的。即各种结构类型有一套由上位到下位的的隶属关系，并不是处于同一个层级之上的。

现在，谈谈汉字构造的新框架。在《殷墟甲骨文“有声字”的构造》（载《史语所集刊》，第76本第2分，第315-350页）一文里，以汉字结构中有无“声符”作为分类的标准，把汉字分成两大类：一类汉字结构中不含声符，称为“无声符字”；另一类汉字结构中含有声符，称为“有声符字”。这就是“二书”说。以“二书”说可以将甲骨文所拥有的结构类别悉数列举出来：（如表所示）

中国古文字始于商代甲骨文，终结于秦代小篆。我们选取时代相隔1000多年的商代甲骨文和秦系小篆来作形体构造的比较研究，可以知道，“独体形声字”、“附画因声指事字”、“两声字”三种构造类别为《说文》小篆所淘汰，其余被继承下来。由此说明，汉字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构造是不同的。照搬“六书”说或“三书”说来分析商代文字，总是有些地方不能完全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