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是一部阐述多种外感疾病的专著。东汉末年张仲景撰于公元200年-205年。张仲景原著《伤寒杂病论》，在流传的过程中，经后人整理编纂将其中外感热病内容结集为《伤寒论》，该书总结了前人的医学成就和丰富的实践经验，集汉代以前医学之大成，并结合临床经验，系统地阐述了多种外感疾病及杂病的辨证论治，理法方药俱全，在中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承先启时的作用，不仅为诊治外感疾病提出了辨证纲领和治疗方法，也为中医临床各科提供了辩证论治的规范，奠定了辨证论治的基础，为后世医家奉为经典。《伤寒论》是以论述伤寒热病为主的奠基性中医临床经典著作。

东汉末张仲景所撰《伤寒杂病论》的组成部分之一，共10卷。作者原撰《伤寒杂病论》16卷，后经晋代王叔和整理，将其中有关伤寒证治等原文重予编纂，北宋治平二年(1065)复经校正医书局孙奇、林亿等加以校订，成为当时《伤寒论》之通行本。其内容大致包括辨伤寒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脉证并治，以及“平脉法”、“辨脉法”、“伤寒例”(此三篇多数学者认为系王叔和编写，非仲景手撰)、辨痉湿暍、辨霍乱病、辨阴阳易差后劳复脉证并治等。

还介绍了汗、吐、下等治法的应用范围及其禁忌。全书以辨六经病脉证和治疗为主体内容。作为临床医学典籍，《伤寒论》记述了113方(其中禹余粮丸单有六名，故实缺一方)。内容以六经辨证为纲，方剂辨证为法。其代表性的治疗方剂则有桂枝汤、麻黄汤、白虎汤、承气汤、柴胡汤、四逆汤、真武汤、理中丸、乌梅丸等方，并列述了各方的方药组成、用法及主治病证。

张仲景，名机，字仲景，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正史无传，生卒年及生平不详，经后人考证，约生于东汉和平元年（150年），卒于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他写作的《伤寒杂病论》，是中医史上第一部理、法、方、药具备的经典，喻嘉言称此书：“为众方之宗、群方之祖”。元明以后被奉为“医圣”。东汉末年，动乱频繁，疫病流行，人民病死者很多，张仲景的家族也不例外，“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伤寒十居其七。”这引发了他发愤学习医学的决心，“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

后来，张仲景果真成了良医，被人称为“医中之圣，方中之祖。”这固然和他“用思精”有关，但主要是他热爱医药专业，善于“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结果。年轻时曾跟同郡张伯祖学医。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和临床实践，医名大振，成为中国医学史上一位杰出的医学家。

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但在此外，我们对他所知不多。在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中，记载了张仲景为王粲看病的逸事：“仲景见侍中王仲宣时年二十余，谓曰：君有病，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汤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汤而勿服。居三日，见仲宣谓曰：服汤否？仲宣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汤之诊，君何轻命也？仲宣犹不言。后二十年果眉落，后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终如其言。此二事虽扁鹊、仓公无以加也。”虽然事近传奇，但也可以显示当时人对张仲景医术的敬服。

现在有关张仲景的事物有张仲景六味地黄丸。目前在南阳市有医圣祠，是纪念张仲景的地方。神医——张仲景　　张仲景治疗伤寒热病,有独特的功效,其用药的要点在于精,简,直中病情,不象现代中医那样,用西医的思维方式与逻辑来看病,为后世中医的楷模和学习的典范。

张仲景是中医界的一位奇才，《伤寒杂病论》是一部奇书，又称《仲景伤寒论》.它确立了中医学重要的理论支柱之辨证论治的思想，在中医学发展过程中，实属“点睛之笔”。

张仲景为人敬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这部著作当中体现出来的“辨证论治”的重要医学思想，可以说，它的出现对后世中医学发展起到了绝对的主宰作用。使用寒凉药物治疗热性病，是中医的“正治法”；而使用温热的药物治疗，就属于“反治法”。

但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治疗方法都是用于治疗热性疾病的，相同的症状，不同的治疗方法，如何区别和选择呢？就是要辨证。不仅仅是表面的症状，还要通过多方面的诊断（望闻问切四诊）和医生的分析（辨证分析）得出证候特点，才能处方。这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诊断方法，就是张先师著名的“辨证论治”观点。这种理论的形成，正是建立在精深的医理和严密的辨证分析的基础上的，它彻底地否定了仅凭症状来判断疾病性质和治疗方法的主观诊断法，也就确立了中医的又一重要支柱理论——“辨证论治”的原则.奠定了后世中药临床学的理论基础。

这也是几千年来中医长盛不衰，至今仍能傲立于世界医林的“拿手绝活儿”，也就是通过望、闻、问、切四诊，综合分析疾病的性质，因人、因病、因证来选方用药，这才符合变化的病情和不同体质的病人，才能做到药到病除。也可以说，整部《伤寒杂病论》就是针对当时医生不能具体分析，准确方用药而著述的一部“纠偏”之书，其中许多条文都是针对所谓“坏症”，就是医生误治后出现的问题而进行纠正性治疗的。

同时，书中提出了治疗外感病时的一种重要的分类方法，就是将病邪由浅入深地分为6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一些共同的症状特点并衍生出很多变化，这一时期的用方和选药就可以局限在某一范围，只要辨证准确，方子的运用就会有很好的疗效。这种方法后人称为“六经辨证”，但“经”绝不同于经络的“经”，它包含的范围要宽泛得多。书中的113首处方，也都是颇具奇效的经典配方，被后人称作“经方”，运用得当，常能顿起大病沉疴，因此，《伤寒论》也被称为“医方之祖”。《伤寒杂病论》是我国最早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被后世医家誉为"万世宝典"它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

是张仲景养生学的基本出发点和指导思想。正如《伤寒杂病论·自序》“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之语所云，仲景之学。是在继承了《内》、《难》学术思想的基础之上而形成的。因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张仲景便自然地以《内经》天人相应的整体观作为指导思想，并且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他曾指出：“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脏”（见《伤寒论·自序》），“夫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见《金匾要略方论.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这些生动的描述，就很清楚他说明，人类生活在自然界，并作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人类只有顺应自然界气候的发展变化，才能得以生存，保持健康。由此可见，天人相应的整体观是仲景养生学的基本出发点和指导思想。

津液之所以能防病、抗病，首先表现在津液具有固护机体、防御病邪的功能。如仲景在揭示太阳病转入阳明的机理时，一再重申亡津液是其关键条件：“太阳病若发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干燥，因转属阳明。”正是其例。何以亡津液会导致病转阳明？因为律液乃阳明经的主要正气，津液充则阳明固，邪不可干；津液亡则阳明虚，邪气便可轻易陷入。

津液之所以能防病、抗病，其次表现在津液能驱逐病邪，削弱病势上。如“阳明病，发热汗出者，此为热越。”这里的热越，即言热邪发越于外。津液充沛，阳气畅运则汗出越邪，邪越则病顺。故“阳明病，法多汗”，而津亏则无汗，邪不得出，其病为逆。又如温热病中小便常短赤灼热，因为人要通过小便排邪。热邪一除，小便即转清利。“小便利，色白者，此热除也。”故临床可视小便断吉凶。“小便利者，其人可治”。因小便不仅显示人体津液虚实情况，而且还能反应前阴这条驱邪途径是否正常。

津液所以能防病、抗病，还可体现在津液能调整由病邪所致的功能失调并修复损伤。如太阳病发汗后，大汗出，胃中干，欲得饮水者，少少与饮之，令胃气和则愈。这是因为津液得到了补充。若津液郁滞不行，其调和作用也难以顺利发挥。由上可知，津液抗病作用及津液抗病思想在《伤寒论》中有充分反映。人们要想不得病或少得病，必须重视保护体内的津液。如张景岳说：“五液充，则形体赖而强壮。”人若津液不充，则筋枯髓减，皮槁毛脆，脏腑虚弱，即易为病邪所害。

《伤寒论》中的饮食药物系指既可食用，又能防治疾病的动植物及其加工品。据统计，在《伤寒论》112方中，一共使用饮食药物17种，计有大枣、生姜、干姜、香豉、粳米、葱白、蜂蜜、赤小豆、猪胆汁、蜀椒、乌梅、猪肤、鸡子黄、鸡子（去黄）、饴糖、苦酒、清酒。这些饮食药物遍及81个方剂，占全书方剂总数的72．32％。其中还有不少纯以饮食药物命名的方剂，如十枣汤，猪肤汤等6方，加上药食合名的方剂（如干姜附子汤）共24方，占全书的21．43％。由此可见，仲景对食疗是十分重视的，并已使其成为其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