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推进中央集权化进程的背景是西汉初期广泛存在的分封制和诸侯王国，西汉王朝的中央集权化进程实质上也是分封制不断被改造、诸侯王国权力不断被限制的过程。 

在楚汉战争中，刘邦为了争取胜利，曾先后分封异姓功臣七人为王。刘邦称帝后，又逐个清除异姓王，并先后分封了九个同姓王。这样，汉帝国的版图以朝廷直辖15郡为中心，形成了“诸侯比境，周匝三垂”的基本格局。汉初，一方面在部分地区推行由中央直接管理地方的郡县制，另一方面又在许多地区推行由中央间接控制地方的分封制和建立诸侯王国，造成了地方权力结构的复杂局面。郡县制体现的是中央对地方直接统辖和直接管理的关系，以中央集权为主要特征，属于单一制的范畴。分封制体现的是中央对地方间接统辖和间接管理的关系，以地方分权为主要特征，属于复合制的范畴。汉初，诸侯王国的地域大于中央辖郡，地位高于中央辖郡，这表明汉初地方的基本性质是分封制为主郡县制为辅或曰复合制为主单一制为辅的地方分权制。这就是汉代推进中央集权化进程的历史背景。 

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武帝刘彻，西汉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曾采取过一系列改造分封制和削弱诸侯王权力的措施，如剪除异姓王、分封同姓王、“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平定吴楚七国之乱、颁布“推恩令”等。这些措施，人所周知，耳熟能详，笔者不拟重复，这里只想从诸侯王国政区性质变化这一侧面来谈西汉推进中央集权化的历史进程。 

西汉诸侯王国政区性质的变化过程大约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在汉高祖初年分封异姓王时期，诸侯王国是一种高度自治的政区实体。诸侯王在本封国内具有完整的行政权，可以任免几乎所有的王国官员。王国向中央承担的义务似乎只有定期朝贡和不定期提供兵役。这一时期，在中央权力结构方面，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君主专制政体。在地方权力及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则是地方分权的分封制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结合而以地方分权为主。 

在汉高祖分封同姓王至汉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以前，诸侯王国是一种基本自治的政区实体。诸侯王在封国内具有不完全的行政权，可以任免大多数王国官员，除中央代置丞相外，诸侯“得自除内史以下”、“自除御史、廷尉、宗正、博士，拟于天子”（《史记·五宗世家》）。这一时期中央虽然采取过“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政策，某些封国的实力遭到削弱，但依然存在“夸州兼郡、连城数十”（《汉书·诸侯王表序》）的强大封国，诸侯王国的总体实力依然如初。因此这一时期汉代的政体性质基本类同前一时期。当然，中央集权因素具有某些量的增加。 

在吴楚七国之乱以后至汉武帝前期，诸侯王国是一种有限自治的政区实体。诸侯王在本封国内只有部分决策权，可以任免部分级别较低的王国官员。《史记·淮南衡山王列传》载，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衡山王刘赐犯有过失，“有司请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许，为置吏二百石以上。”《史记集解》引如淳语：“《汉仪注》吏四百石以下，自调除国中。今王恶，天子皆为置之”，在此之前衡山王至少有除置四百石以下官吏的权力。这足证吴、楚乱后诸侯王仍有任免中下级王国官员的权力。这一时期，在地方权力及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比重基本是平分秋色。地方分权为主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 

汉武帝后期以后，诸侯王国完全失去了行政权。诸侯王“官职皆朝廷为署，不得自置”（《后汉书·百官志五》），官员的任免权完全被剥夺。“诸侯唯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汉书·诸侯王表序》）。诸侯王之号除了仅表示政治身份和获取经济利益外，已不再具有其他政治意义。从此，诸侯王国的自治实体色彩消失殆尽，尽管形式上仍与郡县制并存，但体现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的性质完全变成了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封国只是地方政区制度的一个特殊形式而已。至此，西汉王朝完成了推进中央集权化进程的历史任务，实现了地方政体由复合制向单一制的转变。 

汉唐两朝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选择的不同路径，对我们思考地方权力在两朝盛世形成、持续中所起的作用极富启发意义。我们知道，西汉盛世的顶峰是汉武帝时期，但被后代史家津津乐道的“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汉书·食货志》）盛世局面，就主要出现在作为西汉盛世组成部分的“文景之治”时期以及汉武帝即位的初期，而此一阶段恰值汉代地方权力最为活跃和比较活跃的时期。我们还知道，唐王朝盛世的顶峰是唐玄宗时期，安史之乱导致由盛转衰，但唐王朝经济活跃、文化昌明、作为东亚文明中心和世界仰慕之国的地位继续保持了百年之久（直到黄巢起义以后才彻底衰弱），而此一阶段正是地方权力扩大而尚未失控的时期。所以，我们既要看到汉初地方分权曾经导致地方割据势力坐大、引发吴楚七国之乱等消极作用的一面，也要看到地方经济活跃带动整体经济繁荣，推动汉武帝鼎盛局面出现等积极作用的一面；既要看到唐后期地方分权化趋势最终造成了藩镇林立、叛乱频仍、五代十国分裂局面形成等消极作用的一面，也要看到地方权力扩大曾对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支撑中央权力、延续盛唐文明具有积极作用的一面。

唐兽首玛瑙杯

通高6.5厘米，长15.6厘米，口径5.9厘米。

酱红地缠橙黄夹乳白色缟带的玛瑙制作，上口近圆形，下部为兽首形，兽头圆瞪着大眼，目视前方，似乎在寻找和窥探着什么，兽头上有两只弯曲的羚羊角，而面部却似牛，所以不能认为造型完全出自写实的手法，但看上去安详典雅，并无造作感，兽首的口鼻部有类似笼嘴状的金冒，能够卸下，内部有流，突出了兽首的色彩和造型美。此杯琢工精细，通体呈玻璃光泽，晶莹瑰丽。

从轮廓上看，这种弧形的酒杯形似兽角，故也有称角杯的。这种形制，起源于西方，希腊人称之为“来通”（rhyton），后来才传播到亚洲。因此有的学者推测此杯是从中亚或西亚进献来的礼品。但深入研究者坚信，此杯出自唐人之手。兽首杯在制作之初，可能也想摸拟西方风尚采用羚羊之形，可由于对题材的生疏，所以最后成了现在的面目。据估计，它的制作年代当在8世纪前期。

唐鸳鸯莲瓣纹金碗

碗锤击成型。侈口，圆唇，鼓腹，平底，喇叭形圈足。器身满饰珍珠地纹，腹部捶出双层仰莲瓣，上层莲瓣中分别錾鸳鸯、鹦鹉、鸿雁、鹳翎、鹿、狐、獐、兔、鸭等珍禽异兽；下层莲瓣内刻忍冬花草。碗内底刻宝相花。圈足饰方胜纹一周，内刻鼓翼云端的飞鸟一只及流云数朵，底沿以小联珠缀成。碗内壁有墨书重量 “九两三”（实际称重，为九两半）。制作精妙绝伦，富丽堂皇。

金银器皿壁面捶揲出凸凹起伏的多瓣装饰，最早起源于公元前六世纪地中海沿岸的希腊罗马，后来的西亚和中亚的金银器制作继承了这一风格。公元五世纪至六世纪，捶揲技术非常成熟的粟特银器中，就大量使用凸鼓的多瓣纹作为装饰。初期是瓣数较多水滴形的分瓣，后来又演变出桃形的分瓣。唐代，随着丝绸之路上东西方交往的密切，大量工艺精良的西方金银器的传入，尤其是许多粟特金银工匠进入内地，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金银加工工艺的发展。中国金银器皿上也接受了这种凸凹多瓣的作风

唐三彩骆驼载乐俑

造型新颖浪漫。驼背部架一平台，铺方格纹长毯，上有乐舞俑8个，7男乐俑1女舞俑。乐俑环坐平台四周，分别执笛、箜篌、琵琶、笙、箫、拍板、排箫7种乐器，在全神贯注地演奏，女舞俑婷婷玉立于7个乐俑中间，轻拂长袖，边歌边舞。这组乐舞俑是典型的盛唐时期的作品，舞乐者均穿着汉族衣冠，使用的却大都是从西域传入的乐器，表现的是流行于开元、天宝时期的“胡部新声”即胡汉文化融合后的新舞乐。釉色鲜明亮丽，协调自然。堪称唐三彩中的极品。

陶瓷业在唐朝时期有重要发展，主要是陶瓷技术突飞猛进，除了“南青北白”瓷业之外，三彩陶器在唐代烧造达到鼎峰时期，创造了浓艳瑰丽的唐代艺术风格。三彩陶器是一种低温铅釉陶具，制造时入窑两次，先烧釉，釉以铅为熔剂，高温下呈玻璃状可流淌。唐三彩正是利用这一特点，使不同色釉于高温下交混，制造出绮丽的艺术效果。唐三彩技术除器物外，广泛运用到偶人禽兽雕塑的装饰上。绝大多数的唐三彩用于殉葬，极少用于日常生活。唐代的厚葬风气也推动了三彩业的发展，使三彩成就达到前无古人的巅峰状态。唐三彩骆驼载乐俑，其骆驼站在长方形底座上，引颈长嘶，驼背上的驮架为一平台，铺有色彩斑斓的毛毯， 共有八名乐手。其中七名男乐手身着汉服，手持胡人不同乐器，面朝外盘腿坐着演奏，中间有一站立女子正在歌唱，显然是一个流动演出团。唐代艺术家用浪漫的手法将舞台设置在驼背上，可谓匠心独具。

唐鎏金双狐纹双桃形银盘

盘呈相连双桃形，锤碟成型。在盘底两桃中心处锤出一对相向而行的狐狸，两狐互为顾盼，神态生动活泼。双狐周身饰鎏金，在光洁锃亮的银盘映衬下熠熠生辉。将器物制成桃形，应源于国人对这种果品的熟悉和喜好；白狐、玄狐在唐代属上瑞。取双狐双桃形作装饰题材迎合了中国所特有的“益寿”、“压邪”、“祈福”的民族心理和审美情趣，更反映出唐代工匠在对西方金银器艺术吸收借鉴的前提下更注重推陈出新，使之符合中国人的使用和欣赏习惯。

件器物从造型到纹饰深受波斯萨珊艺术风格的影响。在唐代狐狸同龙、凤、狮、犀、熊、鹿、兔等一样，均属祥瑞之兽。以桃、狐狸作为装饰题材是迎合了中国传统的“辟邪”和“祈福”的心理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