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民”是在中国古代史籍中使用十分广泛、久远的一个词语，上自先秦，下迄明清，可谓与中国古代历史相始终。但是史籍对于“吏民”的涵义并没有十分明确的表述，相当模糊，研究者对此亦措意无多，论者寥寥；偶有论及者，见解亦颇纷纭。贺昌群先生较早注意及此，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提出：“所谓‘吏民’就是庶民之有爵者，这个词语的阶级含义，一直到唐前期都还未大变，魏、晋、南北朝九品中六品以下和唐九等户中的八九等户，都称为‘吏民’，他们的经济、政治地位的上升与下降，是研究这个时期阶级关系变化的关键，应当重视。但贺先生只是点到此为止，并没有将其观点展开论述。直到90年代，冯尔康先生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研究，认为“吏民”“有些类似周朝的国人阶层”，是“编户民或庶人中有爵者，爵级在八级公乘以下，一级公士以上，主要是五级大夫以上至八级公乘的人”，他们是“可以为吏之民”，“拥有一定的资财，生活富裕”者。稍后，长沙走马楼吴简发现了大量关于“吏民”的简牍，论者或将其中的“吏民”解释为“吏籍”与“民籍”、或“吏户”与“民户”合称之意。

笔者在《原“吏民”——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一文中对于“吏民”的涵义从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变化作了初步的论述，认为“吏”虽然早在商周时期已经出现，但是将“吏”与“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则在战国时期，从而产生了“吏民”一词，他们是由下吏与普通农民组成的群体，这种“吏民”一体性结构遂成为此后长期的中国古代皇权统治的基础。从战国秦汉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

 《周礼》记大司马之职有云：“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陈。辨旗物之用：王载大常，诸侯载旃，军吏载旗，师都载施，乡遂载物，郊野戴旒，百官载旗。各书其事与其号焉。”这里列举了自天子至百官等各种身份的人在治兵时所载不同的旗帜，其中即有“军吏”。郑玄注曰：“军吏，诸军帅也。”贾公彦释曰：“亦谓从军将至下伍长皆是军吏也。”军队中从最高的“军将”至最低层的“伍长”，各级军队负责人均属“军吏”。由此可见在先秦时“军吏”的涵义是非常宽泛的，部队中除了士兵之外的各级负责人均屑“军吏”之列。

据《周礼》记载。周代的军事编制是：“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郑注曰：“言‘军将皆命卿’，则凡军帅不特置，选于六官、六乡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贾疏云：“则自卿已下至伍长，有武德堪任为军之吏者乃兼官。兼官者，在乡为乡官，在军为军吏。”可知“军吏”一词的涵义即“为军之吏”，具体来说即军、师、旅、卒、两、伍之长。  “军吏”所统为士卒。贾公彦疏《周礼》“旗居卒间”一语日：“军吏各领己之士卒，执旗以表之，故旗居卒间也。”明言“军吏”所统为“士卒”。孔颖达《尚书正义》在训释“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时，引郑玄云：“变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军吏下及士卒也。”亦将“军吏”与“士卒”作了区分，指出了他们之间的上下关系。      

上述郑玄、贾公彦关于“军吏”为各级军事负责人的说法可以得到先秦文献的印证。上引鲁僖公二十五年晋军围原时，在究竟是否撤围的问题上，晋文公与“军吏”进行了争论，表明这些“军吏”在战争中参与决策，当为高级将领。鲁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晋、楚战于城濮，楚军“从晋师，晋师退。军吏日：‘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师老矣，何故退?’”接着，晋军的上军将领子犯解释了暂时退兵的理由。这些“军吏”也是有权参与决策的将领。鲁成公十六年(公元前575)晋、楚战于鄢，晋国降人伯州犁侍于楚王后，在观察晋军阵势时他们之间有一段对话：“王曰：‘骋而左右，何也?’曰：‘召军吏也。’‘皆聚于中军矣。’曰：‘合谋也。’”可见在战争中需召集“军吏”到中军进行谋划。此“军吏”亦必为高级将领。鲁文公十六年(公元前611)，晋伐宋，“乃发令于太庙，召军吏而戒乐正，令三军之钟鼓必备。”韦昭注曰：“军吏，主师旅。”他也将这里的“军吏”解释为军队之负责人。  

马王堆帛书《刑德》甲、乙种有一段关于军吏的记载：“凡以风占军吏之事，子午刑德将军，丑未丰隆司空，寅申风柏(伯)候，卯酉大音尉，辰戌雷公司马，巳亥雨师冢子，各当其日以□[风，杀邻其宫，有事]；若无事，[乃有罪]。”《刑德》甲种有“今皇帝十一年”文字，研究者指出此为抄写于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乙种干支表中有“孝惠年”记载，研究者认为应抄写于惠帝二年(公元前193)至高后二年(公元前186)之间。李学勤先生根据《刑德》甲、乙种抄写年代，认为上述军吏制度，“反映了汉初的职官情况”。但是，抄写年代未必就是该书的撰写年代。有的研究者指出《刑德》篇中之星占书实形成于战国中晚期之交的公元前284年前后。而且《刑德》所举六种军吏之一“冢子”并不见于秦汉时期，而是战国时期三晋职官。其它五种军吏亦均为先秦所有。《刑德》所反映的军吏制度，符合《周礼》所述先秦制度，应当是战国中晚期之前的军吏制度。  

由此可见，先秦时期军队由军吏与士卒两个层级组成。而到了秦汉时期军队组成已发展为军将、军吏、士卒三个层级。故秦汉时期“军吏”的层级有所下移，逐渐指“军将”以下的中下级军官了。这个时期的军功赐爵制度，据刘劭《爵制》：一爵公士至四爵不更分别为“步卒”、“御驷马者”、“车右”等士卒。从五爵大夫至九爵五大夫，“皆军吏也。”而“自左庶长已上至大庶长，皆卿大夫，皆军将也。”将军队中的成员划分为三个档次：一至四爵为士卒，五至九爵为“军吏”，十至十八爵为“军将”。“军吏”介于“军将”和士卒之间，军中之“吏”与军中之“将”已经有了区分。汉初，刘邦令叔孙通制定朝仪，“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人殿门……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向；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向。”这里对武官系列中的“将军”和“军吏”作了区分，而将“军吏”排列在“将军”之下。《说苑》所记将帅拜授仪式：“将帅受命者，将率入，军吏毕人，皆北面再拜稽首受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钺，东行，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将帅”与“军吏”作了区分。这应当是秦汉制度。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淮南王刘安谋反时所准备的措施之一是：“乃作皇帝玺，丞相、御史大夫、将军、军吏、中二千石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或记作“刻天子玺、将相军吏印。”亦将“军吏”与将军作了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