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经过清代前期的历史演变和对贵州民族的识别，到光绪年间，朝廷对于黔省民族的认知水准已经基本定型。也就是说，《黔南苗蛮图说》中所表现的贵州民族种类，代表着清朝政府对贵州民族的最后认知程度。有针对性地研究此书，具有表现清代民族识别水平的意义。

其次，在众多的贵州《苗蛮图》文献中，《黔南苗蛮图说》记载的民族种类共有86种，是目前国内外所知同一种书中记载贵州民族种类最多、各种民族的信息量最大的文献。对此文献进行深入的研究，可以较为全面地掌握清代贵州各个民族的整体状况。

第三，  《黔南苗蛮图说》中“说”部分，内容最为丰富，不仅有一般《苗蛮图》中所记载的诸如民族名称的由来、历史沿革、服饰、风俗、生产特色、性格特点等等，更有大量的历史背景资料，以及明清以来尤其是自清朝建国以来贵州各个民族与中央王朝关系的详细记载，诸如各民族反对清王朝的斗争、清王朝采取的平定策略、每次征战民族地区的结果以及当地各民族对清军的态度等等。有时还有清政府对贵州各民族如何进行安抚的记录，也有当地不同民族之间互相联合或互相争斗的史实。在这些历史记录当中，不仅有封建政府以及各个民族的人物，更有各种历史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地点和事件的结果。因此，对《黔南苗蛮图说》进行细致的研究，具有理清清朝民族政策、弄清清朝贵州民族关系的重大意义。

第四，  《黔南苗蛮图说》的作者桂馥，是在贵州生活了30余年、经常深入民间、十分熟悉贵州各民族生产、生活状况的地方官吏和文人画家。由他绘制并撰写的《黔南苗蛮图说》具有很大的真实性。桂馥不仅能写会画，而且具有治理民族地区、使之长治久安的丰富经验，同时具备较高的民族理论水平。他总结了贵州民族治理的经验并亲笔创作了《苗蛮久安长治论》，提出了封建时代处理民族问题的多项原则和意见，许多观点具有积极意义。对于《黔南苗蛮图说》进行深入探讨，可以为今天处理民族问题，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和谐发展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第五，  《黔南苗蛮图说》为印本古籍，图文并茂，内容丰富，水平很高，是一部民族史志文献的精品。光绪朝面世之后，不少名家为其作序、写跋，这些序、跋，如今全部完整地保存在原书之中。尽管如此，到目前为止，却没有一篇研究此书的论文发表，甚至在已经发表的所有研究《苗蛮图》文献的成果中，没有任何一篇文章提及此书!因此，可以说，对于桂馥《黔南苗蛮图说》的专项研究，还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本研究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在众多的《苗蛮图》文献中，传抄本、摹绘本、习作本所占比重较大，而且多数不著描绘的时间与作者姓名，给这些文献的研究带来了较大的困难。十分可贵的是，《黔南苗蛮图说》不仅有书画作者、刊刻印者的信息，而且有可推定的完稿和印本成书时间。

首先，在《黔南苗蛮图说叙》的首部，可以看到钤有“吾年五十以后所作”闲章一枚，《叙》之结尾处有“臣桂馥印”、“筱苏”二名章及“一生多费买书钱”的阳文闲章一方。《黔南苗蛮图说叙》的落款是“光绪七年岁在辛巳，嘉平月朔日，临川桂馥筱薅氏并书于黔寓三琴一剑之室”。本书最后一页“第八十六种白儿子”的尾题为“珊琴外史筱薅画”，并钤押有“临川桂氏”之章。由《黔南苗蛮图说叙》的印章和落款可以看出，作者是寓居贵州的临川人士桂馥，“筱舞”应该是他的字号，他的寓所或书房称之为“三琴一剑之室”。再结合全书最末尾的题记“珊琴外史筱舞画”，和与此相接的印章“临川桂氏”，完全可以断定，本书的原画者就是《黔南苗蛮图说叙》的作者桂馥。

不仅如此，根据书的封面上有“三琴一剑之室藏版”的封题还可推知，桂馥不仅是原书“图”和“说”的作者，也是主持本书的刻印之人。因为“三琴一剑之室藏版”的印章表明，“三琴一剑之室”的主人桂馥藏有该书的刻板，而该书的原画又是桂馥所为，这就不难看出，桂馥所作的《黔南苗蛮图说》，又由他自己负责刻印成了印本，并理所当然地保存着刻板。桂馥何许人也?翻检《清史稿》及《清史列传》，很容易见到一位多为人知的清代前期著名的文字学家桂馥，但是，那位桂馥字冬卉，山东曲阜人，为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其时代和籍贯均与《黔南苗蛮图说》作者的桂馥毫无关系。据《黔南苗蛮图说》印本的题记可知，本书的作者桂馥，字筱薅，号筱赫太守，又自称“珊琴外史”。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氏，寓居贵州，其居舍别名为“三琴一剑之室”。又据《黔南苗蛮图说叙》“光绪七年岁在辛巳嘉平月朔日，临川桂馥筱薅氏并书于黔寓”的尾题可知，这位桂馥为清光绪朝人。再根据《黔南苗蛮图说叙》首部的“吾年五十以后所作”的闲章，可以推算出，这位在光绪七年(1881)已经年过五十的桂馥，当出生于道光十一年(1831)以前的数年问。

关于《黔南苗蛮图说》作者桂馥其他可以钩沉的事迹，还有如下记载：“筱赫籍江西，善画，能文章。为人豪俊、脱落。咸丰戊午(咸丰八年，1858)橐笔来黔。时军事棘，筱薅以战守功累阶权州篆。自是驰驱鞅掌逾三十年。”从前面推测所得，这位江西籍的桂筱薅，出生于道光十一年(1831)之前数年，咸丰八年(1858)来贵州时，当年近30岁左右，由于在黔期间获得战功，晋升为贵州要员，执掌州权。

在段荣勋为《黔南苗蛮图说》所作的《叙》文中，是这样记述桂馥的：“豫章桂筱薅太守，黔中老吏也。性嗜古，工画……光绪戊子(1888)总司习安榷务……暇时出所著《训女图说》并重绘《养蒙图》……己丑(1889)夏，又以所绘《苗蛮图》嘱叙于余。”由此可知，桂馥被称为“太守”，“总司习安榷务”，说明桂馥是负有安抚贵州之责的流官。由于此人来贵州时间较长，因而被称为“黔中老吏”。桂馥不仅绘制了《苗蛮图》，也曾经绘写《训女图说》，并且重新绘制过《养蒙图》。此处被称为《苗蛮图》者，显然是指段荣勋为之作叙的《黔南苗蛮图说》。综合以上记载来看，这位对于贵州民族情况十分熟悉的桂馥，是一位“嗜古、工画”的学者型贵州地方高级官吏。

从《黔南苗蛮图说》的一系列序文、跋文来看，还可以继续勾画出本书作者桂馥其他方面的特点，弄清楚这些特点，对于正确评价本书的历史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都有重要意义。桂馥身为贵州一方的重要官员，其性格是“嗜古”，其功力在“工画”，他虽为“黔中老吏”，却绝不官僚成性，威霸一方，而是终年深入民间，识别民族、聚落，了解民风民俗，是一位政治头脑清醒、文化素养较高、为官作风朴实，对于贵州民族本源、枝末了如指掌且绘画功力深厚的清官。

关于桂馥的政治素养，从他的《苗蛮久安长治论》中即可清楚地看到。桂馥认为，“从古治乱之故，虽日天命，岂非人事?蚩蚩小民，载舟覆舟。抚之得道，皆吾赤子，抚之失道，即为封豕、长蛇”。对于贵州“苗蛮”究竟应该如何治理?桂馥总结了一套成熟的理论。对于“苗蛮”，是抚是剿?抑或剿抚并用?桂馥从在黔多年的为官实践中，深刻地总结了经验教训，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地方“苗蛮”变乱，固然应当“严其防”，但是，由于“民俗不齐，土风各异，以有定之法，治无定之民，其治甚难”。因此，必须“因地制宜，兴其利，不长其奸；除其弊，不拂其情”。由此可见桂馥治黔理苗理论的高明与正确。关于桂馥深入民间、了解民情的朴实风范，段荣勋在《黔南苗蛮图说叙》中记载：桂筱箍“疏于肆应，余到黔十载，未一悟面，其非风尘中人，已可概见”，“筱薅留心之吏民事，得诸耳闻，亲诸目睹”。为本书作叙的许乃兴说：桂馥在黔为官三十载，  “所至深林密箐之郁幽，跳月、吹芦之欢舞，大环、椎髻、围裙之殊形异状，断头棹尾、短衣佩刀之汹涌，出没罔弗，目睹心记，尽态穷形，而复于古书杂志，参究始末，一一识其种类分合之由，此《苗蛮图说》之所由作也”。这段记载说明，桂馥作画、撰书，绝不闭门造车，而是深入生活、深入实际。《黔南苗蛮图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书的，因此，该书的真实性远较他书为高，该文献之史料价值应该受到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