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介绍
周作人散文研究 黄开发
专业大类: 中国语言文学
专业: 中国现当代文学

本课程介绍了周作人的散文体式,周作人的散文体式具有变中求胜的不确定性,但这并不意味全无描述它的可能。周作人散文从外在形式上看是散漫随意的,随意中却遵循着某种共同的生成规律;从抒情形态上看是沉郁内敛的,内敛中也有个人感情的明确传达。究其原因,周作人的散文理念是相当博杂多源的,而博杂中却又贯穿着统一的指向,概而言之这一指向即散文抒写的真实简明。


教师团队

黄开发 教授、博导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部门:文学院

职位:教授

周作人简介

周作人(1885.1.16~1967.5.6),原名櫆寿,又名奎缓,字星杓,自号启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浙江绍兴人,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以散文成就最高,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鲁迅二弟,周建人的哥哥。

1901年进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海军管理,改名为周作人,毕业后考取官费于1906年7月留学日本,攻读海军技术,后改学外国语,此间与羽太信子结婚。

1911年自日本回国,于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同年,辛亥革命爆发,周作人任浙江省教育司视学、绍兴教育会会长、浙江省第五中学教员。1917年春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

“五四”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并从事散文、新诗创作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其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在他的影响下,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阿英称作为“很有权威的流派”(《现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

1927年4月李大钊遇害,其子李葆华避居周作人家一个月之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出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其所任教的北京大学南迁,周作人选择居留沦陷后的北平。其后曾出任伪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职。

1939年元旦,有人闯进八道湾,向周作人及他的一位来访的学生开枪射击。周作人虽中弹却竟未受伤,倒是那位学生被打中左肩,门房里的一些人前来捉拿凶手,一名车夫被打死。这一暗杀事件始终未搞清是何人所为,但却促使周作人接受了伪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备员的职务,接着又当了伪北京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周作人曾于人民文学出版社任职,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同时有关哥哥鲁迅的“回忆录”体裁著述。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周作人遭受冲击,曾被红卫兵无耻粗暴对待。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去世。周作人临终前曾对身边人说,他的一生平平不足为道,只有晚年的翻译让他满意。

周作人的散文艺术

不少人认为,周作人的散文艺术之所以难以企及,就在于他做到了平淡,平淡是散文艺术的极境。

首先,我觉得,周作人的散文并不是一味的平淡,平淡的印象,或许是源于他早期的一些名篇,如《乌篷船》、《喝茶》、《故乡的野菜》等,这些名篇太抢眼了,以至给读者造成了平淡的错觉。其实在周作人的散文中,似《乌篷船》这样从文字到思想感情都平淡的例子很少,除了早期这些以外,晚年的《木片集》里所收诸篇也可以说是平淡的散文。周作人的大部分散文都是貌似平淡,其内在的思想感情却实是忧愤抑郁,即使是他后期被林语堂讥为“专抄古书,越抄越冷”的抄书体文章,也不能摆脱郁愤的底子,如果仅仅是把这些文章看作知识性小品,那就太遗憾了。举个例子,比如《看云集》中的《草木虫鱼小引》,名为“草木虫鱼”,应该是很闲适平淡的了,可仔细一看却不是,几乎通篇都是在说反话,讥讽当时的言论没有自由。最后一句“万一讲草木虫鱼还有不行的时候,那么这也不是没有办法,我们可以讲讲天气嘛”,愈是刻意宽解愈显出其无可宽解,貌似平淡实则沉痛,正是周作人惯有的笔法。有些人不熟悉周作人,往往把这些反话当正话读,

其次,周作人也自承写文章并不能做到平淡,在《自己的文章》里,他说:“平淡,这是我所最缺乏的。虽然也原是我的理想,而事实上绝没有能够做到一分毫,盖凡理想本来即其最缺乏而不能做到者也。”这并不是刻意的自谦,而是实话,周作人心目中的平淡之境与他所做到的并不相同。在《药味集·序》里,他又说:“拙文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这里他已很明白地道出了自己文章内在的苦涩与不平淡。有意思的是,周作人自己似乎也视“平淡”为散文艺术的极境,舒芜认为周作人之所以大规模地否定自己,有近五十万字的文章不肯收入文集(这五十万字大部分是战斗性较强的文章),就是虚悬了一个极境而使自己陷入绝境的结果,这个观点很有道理。中国文人,能摆脱“极境意识”的,大概只有一个鲁迅,他否定永恒,渴望速朽,其中蕴涵的通脱深透的精神远非一般人所能理解,这也是鲁迅的难及之处,可怜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大骂鲁迅的“心胸狭窄”,看来,鲁迅终归是寂寞的。

再次,做到了平淡就一定好吗?未必。比如,《木片集》里的一些文章,的确平淡,但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思想上很放不开,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旁征博引了,语言也刻意地往通俗浅白的风格上靠,所以其艺术水平比之先前的《药味集》、《书房一角》反而大为下降。我觉得,散文,即使单从审美的角度考虑,其影响因素也是多方面的,很多时候,思想也是一种美,深度也是一种美,而美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思想和深度?仅仅把握住一种抽象的气质,或平淡或沉郁,远远不够。周作人的散文之所以高于林语堂、梁实秋、丰子恺等人,从大的方面说,主要有两点,一是如黄开发所说,在于其貌似的“平淡”与实质的“不能平淡”之间产生的艺术张力;二是文体与风格的复杂多变,早期、中期、晚期,各有一番天地,甚至同时期的文章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而林、梁诸人则都不免失之单一,先人论文时所谓名家只有一种味道,而大家却是多种味道的杂糅,用到周作人这个散文大家身上很有道理,杜甫之高于其他诗人处,不也是“集大成”么。另外,还有一些行文上的细节,如雅、拙、朴、涩、重厚、清朗、通达、中庸、有别择等,在境界上,与梁实秋的精巧、林语堂的轻滑,也有高下之别。

第二个问题则是有关文体。

黄开发在《人在旅途》里将周作人的散文划分成了三大类:情志体、抄书体、笔记体。其相对应的时期是早、中、晚期,解放后的《木片集》、《鲁迅的故家》、《知堂回想录》等不算进去。情志体如《雨天的书》,抄书体如《夜读抄》,笔记体如《书房一角》,都有其代表性的集子。问题的关键是,从情志体,到抄书体,再到笔记体,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

大部分人认为是倒退了,这是一般大众和学术界的非专业人士的看法,比如,一般的现代散文选本,都是只选周作人早期的文章,至多加一两篇中期的抄书体,晚期的笔记体就基本没有可能了。再如俞元桂的那本《中国现代散文史》中,称周作人后期文章“从思想情趣到文字作风都士大夫化了”,这是只看到了其外在的“旧”,而没有看到内在的融贯,可以说是一种很大的误读和歪曲。较内行点的倪墨炎(写过一本周作人的传记)也持这个观点,所以黄开发说他写的传记“作者与传主的精神世界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疏离”。

只有小部分人坚持认为没有倒退,这些人多是周作人研究界的专家学者,如舒芜、钱理群、刘绪源、黄开发等。刘绪源在《解读周作人》中明确指出周作人的文章是中期胜于早期,晚期又胜于中期,他说:“《药味集》与《书房一角》,在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中,可说是艺术上最为成熟的两本书了。”

我同意刘绪源的说法。我的观点也是如此:周作人的散文以笔记体为最佳,其次抄书体,再次情志体。早期的情志体,或平淡清雅如《乌篷船》,或凌厉辛辣如《诅咒》,个性文采都比较显露,因此易于吸引读者,但总体说来略嫌浮躁;中期的抄书体就沉静老练多了,如《谈笔记》、《读禁书》、《<五老小简>》等,都是极好的文章,其所知所见既博,摘选引录便特别精到,文字风格自然熨贴,又有高明的思想见地穿插其间,这些都是一般作家所不能比拟的,如果说《乌篷船》的行文尚可学,《谈笔记》便真是不可学了,但也有缺点,那就是引述太多,篇幅过长,行文失之枝蔓,凝练含蓄不足;这些毛病到了晚期的笔记体中就都不见了,笔记体篇幅很短,一般只有三五百字,语言是浅近的文言,形式上接近古人的笔记,但从内涵上说,远非简单的古今新旧中外东西所能牢笼,往往是寥寥数语,就蕴藏着惊人的内涵,如《药味集》和《书房一角》中的某些文章,是真正做到了“枯涩苍老,炉火纯青”。

另外,我觉得特别应看到的一点是:笔记体和抄书体在散文文体创新上的重大意义。前面说了,不必问“怎么走才能通向最好”,从无路的地方寻出路来,才是大本事。周作人就是这么一个寻路人,很多人写散文是用自己的语言说别人的话,他的抄书体却是用别人的语言说自己的话,至于笔记以之融贯古今、凝涩简朴,则更是前所未有的创格。

其实,大部分人之所以不能认可周作人中后期的散文,主要在于他们心中已形成一种或几种固定的套路——散文就该这么写,创新意识的缺乏使他们难以认识到周作人复杂多变的散文文体所暗示的——散文也能这么写。事实上,平淡也好,华丽也罢;情志也好,抄书也罢;长篇大论也好,短小精悍也罢,只要写得好,都行。中国历来散文最发达,因此在这方面传统的包袱也最重,难于创新,近年较有新意的散文形式不多见,“文化大散文”和“哲理散文”算是新近出现的,但一味追求“大”,不免流于空,哲理谈多了,也没什么意思,总体来说并不景气,所以,周作人那种在文学上不肯降心随俗的个性与巨大的创造力,就更显得弥足珍贵了。

参考教材


课程评价

课程章节
提示框
提示框
确定要报名此课程吗?
确定取消